前言：

隋朝存在的時間雖短，卻給唐朝留下了寶貴遺產，唐王朝消化、吸收、創新了這一切并發揚光大。于是，唐朝以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民族融合的面貌展現 著中國古代盛世的輝煌，但是，公元 755年安祿山、史思明發動的一場歷時八年的叛亂，這場叛亂成為唐朝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也對后世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值得深思的是，在李唐三百年的封建歷史進程中，為什么偏偏在“開元天寶盛世”之時，卻一下子驟變為安史動蕩的危局呢?這一急劇變動的歷史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一、安史之亂的原因探討

安史之亂的爆發，背后有非常復雜的原因，不是簡單的矛盾引起，而是由經濟、政治、軍事、制度運行等綜合運行的結果。統治者貪圖享樂、官員利益熏心、制度日漸腐化、軍方體系逐漸崩潰等等，這些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1. 經濟方面

經濟的畸形發展，也導致了中央集權的削弱和割據勢力的形成。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時期，均田制下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加之府兵制的配合實行，“將不專兵”，“兵無常帥”，主要權力都掌握在統治者的范圍內。因之，中央將軍、政、財、法的權力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地方不會發生叛亂這種事情。而唐玄宗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因為地主一位的欺詐，無節制的壓迫，經濟也出現了惡性膨脹，權力落入了奸臣之手，中央朝廷的權力被削弱。特別是執掌朝政的戚宦權奸，唯恐有名望有才干的文武賢士“出將人相”，取代他們的權勢，便居心叵測的提出任用不識文字的胡人為邊防將領的建議，且得到唐玄宗的贊同和賞識。這樣，使得一些唯諾逢迎、奸佞狡詐的野心家乘機掌握了邊防軍政。

這些人充分利用朝廷中樞政治敗壞的情勢，拉攏依靠地方上的惡霸豪富，不斷增強實力，擴充地盤，他們“數州為一鎮”“大者連州十余，小者猶兼三四”，手里有這大量的土地、百姓、士兵以及錢財，這就促使他們可以不用受中央的管制。這就使唐太宗時的“權在中央”、“將不專兵”、“內重外輕”的政治軍事優勢，一變而為唐玄宗時的“權在蕃鎮”、“武夫持兵”“內輕外重”的政治軍事劣勢，促使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加深。

地方將領的權力越來越大，野心也不斷膨脹,擁兵自重,他們也想獲得更高的地位和權力，因此，蕃鎮頭子發動一場為爭奪李唐王朝最高統治權的叛亂，就是勢所難免的了。不出意外，安祿山和他的手下正是利用了這種矛盾，發起了叛亂。 可笑的是，安祿山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唐玄宗竟渾然不覺，視為謠言，還自以為太平,而不知禍亂，發于朝暮”,足見其精神上的墮落與麻木，直到叛亂后七日，叛軍陷洛陽，通長安，滿朝文武驚恐失色，措手無策。在危局無法挽救的情勢下，唐玄宗才倉促籌劃，帶著楊貴妃、楊國忠等皇族戚宦逃到四川去了。后來經過近十年的殘酷爭戰，安史叛亂雖被平息，但唐王朝也因之元氣大傷，一蹶不振了。

2. 政治方面

唐代中書省是制定和頒布國家重大政策的機構，由具體的部門對其進行草擬，審核通過后就進行頒布，未經審核通過的詔令不能頒布，負責各級各類政務的處理實施。三省地位平等、相互制約，達到了分權和制衡的目的，形成了較為高效的行政運行體制。尚書省的六部分別對應的管理相應部門，各就其職，并且相互獨立相互制約，減少貪污腐敗的現象發生。但是唐玄宗即位后，整天貪圖享樂，不精于政治，再加上奸人當道，致使朝廷之風腐敗不堪。

唐朝政治的極度腐朽，尤其是史治的嚴重敗壞。由于皇族戚宦、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吞占了絕大量的土地，操縱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政治上自然也就成為掌握國家實權的力量。這類人掌權，只能造成奸惡朋比，嫉賢妒能，吏治敗壞的政治局面。開元后期到天寶年間，朝廷任人唯親，主要表現為戚宦擅權:地方任人為富，主要表現為賣官鬻爵。感宦擅權，如唐玄宗寵幸楊貴妃后，其兄楊國忠即以姻戚顯貴，竟由一個刁頑無賴之徒，一變而為身兼四十余職，榮任宰相十多年的政治權要，且楊氏一門皆高官厚爵，雄威顯于朝堂，又如宣官高力士，權位也是大得驚人。

四方進奏，不問大小，先呈高力士，而后進御唐玄察，他甚至可以私授官職，對其手下啰嘍，“稍稱旨者”，即授予三品左右監門將門要職的大官，竟至“中衣紫者千余人”，連肅宗太子也稱他為“二兄”，公主則呼他為“阿翁”，可謂威赫無比，氣焰薰天。以楊國忠、高力士為頭子的戚宦集團，代表了大地主壟斷土地所有者的經濟利益，為鞏固擴展其勢力，他們結黨營私、專權亂政，打擊異已，殘害忠直之士;舉凡中央公卿大臣，不出其門或非其所親者，有的被譖而罷黜，有的被誣而處死，如名相張九朎、裴耀卿，就是被誣為“阿黨”而免官、逼死的。

3.監督巡察方面

御史臺主要的監督巡查機構，也是唐朝監察權力最大的機構，主要是維護秩序，執行法律，監察動向。御史臺由臺院、段院和察院三院組成。臺院是對官員的品德和平時行為進行監察；察院是對整個朝廷的官員進行監督；殿院是對重要會議，如朝會、殿堂,宗廟、祭祀等進行監督。臺、殿兩院還有巡察兩京的職貢，包括兩京各官署部門和京畿地區的日常巡察。此外，朝廷還會派官員到地方巡視監察，這三個部門相互配合且相互合作牽制，共同保護著中央。后來，隨著權力越來越集中，御史臺監督的權力越來越小。

一方面是受宰相掣肘，其對官員的監察不如以前；另一方面，是監管的權力削弱，難以落到實處。后來，宦官開始代替其它官員進行監軍，后期，這種現象已普遍存在。宦官對軍事完全一竅不通，憑權力的利弊來做事，以公謀私，致使延漫著腐敗之風。雖然朝廷當時也增派有監軍使，但并沒有多大的作用。與此同時，有些地方還不讓御史臺的官員進行督察，直接自己帶能監督的官員，以為自己謀福利，這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的勢力，弱化了御史臺的作用。

4.統治者方面

開元后期，唐玄宗年紀越來越大，看著身邊的親人和嬪妃都相繼離去，他越發覺得要應及時享樂，珍惜時間。雖然這時的唐朝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進入繁榮時期，但同時也蘊含著衰敗的影子。慢慢的，唐玄宗開始不再勵精圖治，不在思考如何使百姓得到幸福，如何讓國家更加昌盛，反而對音樂舞蹈非常感興趣，追尋奢靡之樂。此時楊玉環的出現，并以她的善解人意和對音樂舞蹈的造詣，促成了玄宗對她的專寵和愛情。

玄宗也漸由勵精求治的明君轉向倦怠政事。縱情聲樂的昏聵之主。誠然，玄宗對音樂舞蹈、戲曲詩文等的造詣極高，就是在中國歷朝歷代皇帝之中，也絕對可稱之藝術精英《舊唐書·音樂志》曾有記載: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于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園。玄宗又刺新曲四十余，又新刺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由此可見，玄宗不僅精通音律，還是宮廷樂隊的指揮家和作曲家。天寶十年(公元751年)玄宗下詔:“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并聽，家畜絲竹，以展歡娛”。玄宗酷愛聲樂舞蹈之盛可見一斑，并已將其貫穿于朝廷的政治活動當中。

武惠妃的去世，楊玉環的出現，成為玄宗新的佳音知已和精神寄托。楊玉環天資聰慧、絕世豐美、善解人意，以及對音律舞蹈的極高天賦，極大地滿足了玄宗被長期壓抑的情趣愛好,不久兩者就成為伴侶與知音,這也是玄宗縱情聲色、荒廢政事的一大誘因。由勤勉政事、勵精圖治到倦息政事:縱情聲色，從開創盛世到“安史之亂”致帝國于萬丈深淵,玄宗前后執政方略風格迥異，更多地體現出他的人生價值、目標追求、內心情感矛后的個人行為和心理模式的轉變。

二、安史之亂發生后的影響

1.“安史之亂”后對外交通的影響

安史之亂前，唐代的陸路交通非常繁榮，“絲綢之路”進入“黃金時期”。《新唐書·地理志》據賈耽著作，指出從邊州通四夷之道 其中陸路有五條:一是營州入安東道、二是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三是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是安西人西域道、五是安南通天竺道。西突厥降服于唐后，唐控制了河中地區的許多城邦、吐火羅與阿富汗以前受制于突厥之地，遠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西邊地區，并深入至帕米爾及小勃律。自此，中西商路盛極一時，史載“伊吾之右，波斯以東，商旅相繼，職貢不絕”。在安史之亂前，東西陸路交通極為興盛。然而，到安史之亂后，這種繁榮的交通衰落下來。由于吐蕃、回紇侵占了原屬唐國家管轄的西、北一些地區，導致中西陸路受阻來往其間的商旅泠落下來。到這時，一度興盛的 陸上絲路衰退，而海上交通卻發展起來。

安史之亂前，唐代的海路交通也有所發展，但總的說來不及陸上交通繁榮。海路交通歷史悠久。繼漢之后，東西方許多國家都通過海上與南方政權發生關系。三國時吳派朱應、康泰出使南海諸國。南朝時，與南海諸國往來更加密切，《梁書·諸夷傳》記載:海南諸國“自梁革運，其奉止朔，修貢職，航海發至，踰于前代矣。”其時，東南亞、印度以及斯里蘭卡等許多國家，都與南朝進行朝貢貿易。而日本“自魏至于齊、梁與中國相通。

自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年)至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502年)的近九十年間，日本共遣使15次，”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隋時，與南海諸國往來更多，曾派遣常駿，王君政由南海郡(今廣州)出發，由海上出使赤土(今馬來半島南部)。而日本僅僅從600-614 年的 15 年間，就派出大規摸的遣隋使團達15次之多。唐代前期，中日交往盛況空前，日本遣唐使團來華規模更大、次數更多、影響更大。630-894年間，日本遣唐使前后19次到達唐朝。當時，中日交往主主要是通過海上交通進行的。即使如此，當時的陸上交通仍然超過海上交通，而與南海以西各國的海上交往卻是較少的。

2.“安史之亂”后對西北邊防線的影響

安史之亂驟然爆發后，唐朝西北部整體軍事戰略部署被打破。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二月，“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西北邊防軍大多奉詔揮師入援，內調平叛。“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河西、隴右軍內調平叛，京西北邊防實力空虛。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日蹙邊城”，對唐疆土不斷蠶食鯨吞。至德元載(756年)九月，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至德二載(757年)十月，吐蕃陷西平(隸屬于鄯州)乾元元年(758年)十二月，吐蕃陷河源軍(鄯州內)。上元元年(760年)八月，神策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東調對付安史叛軍，神策軍原駐地臨洮淪入吐蕃。同年，吐蕃陷廓州。代宗廣德元年九月，吐蕃又發動攻勢，邊將告急。頗有權勢的宦官程元振不向代宗反映實情，代宗一無所知。十月，吐蕃進攻涇州，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并為吐蕃充當向導，引其向內地深入，一直過了邠州，代宗才有所聞。接著，吐蕃進攻奉天、武功，京師震駭。

代宗驚恐。急命雍王李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抵御吐蕃。郭子儀因遭宦官程元振的陷害，從寶應元年(762年)八月起，被閑置于京師，手中沒有軍隊。這時郭子儀出征，只能臨時募集人馬，倉促湊合了二十騎，至咸陽。而此時，吐蕃軍隊已勢如破竹，“率吐谷渾、黨項、氐羌二十余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渡渭，循山而東”。在吐蕃進攻周至時，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率精兵二千曾大破吐蕃軍。但由于雙方兵力懸殊過大，寡不敵眾，吐蕃軍隊占領周至，再度便橋(西渭橋)，直逼京師長安。

代宗皇帝倉皇出逃至陜州，吐蕃軍隊攻破京城長安。吐蕃進占長安后，投降吐蕃的涇州刺史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李承宏為帝。吐蕃軍隊“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后在郭子儀軍事謀略震懾下，“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退去”。吐蕃軍隊占領京師長安達十三天之久。吐蕃軍隊雖然退去，但“鳳翔之西，邠州之北，盡蕃戎之境”，京師長安仍然處在吐蕃的嚴重威脅之中。京師失守標志著唐蕃間的軍事形勢、軍力對比和邊防格局的徹底改變，唐蕃間的民族關系和邊防形勢極大惡化。至此唐朝原先構筑的京西北邊防線徹底崩潰，國家安全危機極為嚴重，重建和鞏固京西北邊防線成為安史亂之后唐王朝的頭等大事。

3.“安史之亂”后對唐朝人口的影響

關于人口遷移問題的討論,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古化代歷史上有三次大的人口遷徙,分別為:西晉“永嘉之亂”導致的第一次人口大遷徙,“安史之亂”導致的第二次人口大遷徙“靖康之難”導致的第三次人口大遷徙。三次人口遷徙伴不僅隨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逐漸南遷且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造成了深遠影響。

“安史之亂”后“北人南遷”的總趨勢是由黃河流域遷往長江流域,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成為一個主要的人口遷入地,大量人口遷入長江中下游地區，使該地區的人口數在短時間內快速增長，從唐后期到宋初,南方人口總數逐漸超過北方,中唐以后,無論從總人數,還是府州一級的人口密度來看,南方均占據優勢。章開沅認為元和時期荊、襄二地人口密度已分別是天寶時期的3.56倍、2.37 倍。”因此“安史之亂”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人口分布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北方人口占全國人口半數之上,在此之后,南方人口占全國半數之上。

總的來說,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雖然為長江中下游地區帶去豐富的勞動力和北方旱作農業的生產技術,但大量的人口聚集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原先可利用的土地資源遭受巨大壓力,“人地矛盾”逐漸突出。在原先可利用土地資源總量有限的條件下,如何解決“北人南遷”后,因“人地矛盾”而引發的生存危機等問題,成為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安史之亂”后面臨的首要問題。

“安史之亂”后唐朝各個方面的水平都在下降，統一、強盛、繁榮的局面成為了過去，從此，唐王朝逐漸衰弱。

參考文獻：《全唐書》、《舊唐書》、《安史之亂》、《中國人口史》、《唐史史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