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揭示了在短期生產中普遍存在的一個事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隨著任何一種可變生產要素投入數量的連續等量增加，該可變要素的邊際產量在遞增達到最高水平之后一定會呈現遞減的狀態，甚至遞減為邊際產量為負。該規律通常也被稱為邊際產量遞減規律。

在生產過程中，有些人會認為，生產要素的投入數量總是多多益善的，要素投入量越多則產量越高。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覺。因為，任何現實的正在進行著的生產，其固定要素投入量都是既定的，即屬于短期生產。

短期生產中的固定要素和可變要素之間存在一個最佳的投入數量組合，一旦可變要素的投入量超過最佳投入數量組合的要求，其邊際產量自然也就遞減了，從而導致總產量的增速放緩，甚至總產量下降。這便是邊際產量遞減規律成立的原因。

可見，在生產過程中可變要素的投入數量絕不是簡單的多多益善，而是要數量恰當，要與固定要素投入量相匹配。

其實，我們還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邊際產量遞減規律。假定邊際產量不是遞減而是始終保持不變或者保持上升的話，那么，這就意味著，在固定要素給定的前提下隨著可變要素的無休止投入，總產量便可以無限地增加。這是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除非在神話里。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譬如，在固定的機器設備下不恰當地使用過多的勞動，就會導致勞動的邊際產量遞減，甚至在極端場合還會導致總產量下降。再譬如，在固定的耕地面積上使用過多的化肥，那么，對農作物的生長肯定是不利的，甚至還會傷害農作物導致減產。

在此，我們可以聯想到 “大躍進” 的年代，當時提出 “人有多大力，地有多高產” 的口號，這顯然是不現實、不科學的，所報道的過萬斤的超高畝產量也是虛假的、根本不可信的。因為，在當時給定的技術條件和土地資源條件下，無論投入多少數量的勞動力或肥料等可變要素，其畝產量并不會無限度地增長；在邊際產量遞減規律的制約下，畝產量在達到自身的一個最高水平之后，必然會下降。

下面，我們再來談另一個相關的話題，此話題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關。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 (1766-1834) 于1798年出版了著作《人口原理》，并于1803年增訂再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在人類社會，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料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他還援引美國人口每25年翻一番，土地生產物只能依算術級數增加作為例證。于是，他認為，人類社會會發生大饑荒和危機，未來的前景是可悲的。 一般認為，馬爾薩斯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邊際產量遞減規律。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像馬爾薩斯所描述的那么糟糕，這通常主要歸因于20世紀以來的技術進步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理論上說，盡管與其他產業一樣，農業生產的邊際產量也是遞減的，但是，由于技術進步的作用，不僅使得農產品生產的邊際產量最高點的位置可能推遲出現，而且邊際產量曲線的整體位置也可能不斷向上移動，于是，“邊際” 意義上的農產品的產量不斷提高，其總產量也是不斷增加的。

下面來看一下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近幾十年來人口增長迅速，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我國居民對糧食等農產品的需求是巨大的。表4—2和表4—3分別是我國在1978-2013年間主要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和人均主要農產品產量的統計表。

由表中可見，在1978-2013年間，除少數個別年份外，我國主要農產品 (包括谷物、棉花、花生、油菜籽等9種農產品) 的單位面積產量都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同時，我國人均主要農產品 (包括糧食、棉花、油料、 豬牛羊肉、水產品、牛奶) 的產量也是持續增加的。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較好地解決龐大人口對糧食的巨額需求問題，或者說吃飯問題，主要來自制度和技術兩方面的原因。

從制度層面看，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農業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包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市場化、全面取消農業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等，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這些也被稱之為制度 “紅利”。

從技術層面看，農業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包括良種的研發及應用、農田基礎設施的改善、農業機械的使用推廣、 高效化肥和農藥的廣泛施用等等，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率。這些制度和技術因素的作用，最終具體表現為農產品的單位面積產量、總產量以及人均農產品產量的持續增加，從而滿足了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饑荒仍然存在。而且，從長期看，隨著耕地面積的減少、自然條件的惡化，以及人口增多和糧食需求增大等等各種可能的影響，人類所面臨的糧食問題的挑戰依然是嚴峻的和萬不可掉以輕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