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大數據征信而言，數據的來源主要源于政府、金融機構和民營企業。

不過相對而言，中國大部分的核心數據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對判斷個人與企業信用至關重要的相關數據亦在其中。以往這些數據大多處于沉睡狀態，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數據正在被想方設法開放出來。

這或許會給大數據征信帶來新的變化。

關于大數據征信，網易科技此前已經對行業規模及參與者做了深入報道，詳情請查閱：

征信系列報道（6）：市場能過千億嗎

征信系列報道(5)：獨立第三方征信怎么做

大數據征信系列報道（4）：金融系大數據征信疾進

大數據征信系列報道（3）：不拼技術的考拉征信

大數據征信系列報道（2）：芝麻信用如何破題

大數據征信系列報道（1）：華道征信如何運作？

文/溫泉

11月26日下午4點，完成了當天的授課之后，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鄭磊匆匆打車趕往機常

他要搭乘當天的飛機趕到北京，參加第二天國家信息中心舉辦的開放數據的交流會，周末還要參加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大數據研討會。

鄭磊還有一個職務是“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這個實驗室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對政府治理在數字時代所面臨的新機遇和新問題進行應用型實驗和研究。這兩年來，這個實驗室發表了一系列關于開放數據的研究成果，鄭磊也逐漸參與到各地的數據開放探索當中。

意愿和能力都有問題

讓政府開放數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中國最早的征信企業之一——中誠信征信為例。中誠信征信業務起步于2002年，其內部有一個專門的部門負責收集信息。10年來，這個部門收集的數據覆蓋了約3000萬家企業和逾1億自然人，但是有合作關系的政府部門僅僅集中在東部一些經濟較發達的地區。

中誠信征信執行董事孔令強告訴網易科技，就采集政府職能部門信息而言，身份認證和學籍學歷信息基本全國統一，只要和相關部門商談就可以，其他很多部門的信息是分省或者分地區的，得和各個省或地區分別談。以往每個省市要想統籌本地區各個部門的信息也非常困難，因此這樣的合作需要和各個部門分別談。

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從2002年開始做政府網站績效評估，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張少彤參與這項工作十多年。他向網易科技總結，現在政府網站公開的70%—80%的信息都是“文章類信息”，而非數據。這些“文章類信息”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包括工作動態、地方要聞、領導活動等帶有新聞屬性的信息；一類是地方發文、人事任免、招投標、財政等文件類信息；一類是辦事信息，比如行政審批、公共服務指南等。

“即使是公開的數據，一般也是宏觀經濟運行的數據，比如GDP這類宏觀數字，現在還沒有深入到企業和個人的具體信息這個層面。”張少彤對網易科技坦言。

對于政府數據開放程度不高的原因，多位受訪者都認為，這其中既有意愿問題，也有能力問題。

“信息就是權力，誰掌握關鍵信息，誰就掌握權力。數據和職能是相關的，有哪些信息，就意味著你能發揮多大作用。”國家行政學院公管教研部副研究員何哲向網易科技指出。本部門的信息掌握程度，往往決定了本部門在整個社會和政府內部鏈條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從各自利益出發，每個部門都希望將信息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從而增加自身在整個體系內的地位和增大與其他部門的博弈能力。

很多時候，這樣的公開還意味著權力要接受監督，這更增加了開放數據的阻力。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向網易科技舉例：“別的不說，你就單看一個‘三公經費’的公開，就讓多少政府部門感到狼狽。再比如，政府的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經費都發給了誰，這恐怕是很多地方都不敢公開的。”

主動公開的意愿不足之外，強制性的壓力也不夠。2014年年末，新華社參編部曾經做過一組關于大數據產業發展的調研，這次調研的成果曾經發表在《經濟參考報》上。當時一位參與調研的新華社記者告訴網易科技，采訪到最后發現，每個部門背后都站著一部法律，比如統計有統計法，工商有工商法，這些部門法規就要求有的數據是不能公開的。相反，要求數據公開的法律到目前為止只有一部從2008年開始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這個條例還沒有部門法規的立法層級高，一旦發生矛盾，都是按照更高層級的法律處理問題，數據開放的要求往往會敗下陣來。“開放數據，需要進行整個體系的全面調整，需要進行專門立法。但是，這部法律的制定，目前爭議很大。”他告訴網易科技。

除了意愿，還有能力問題。張少彤告訴網易科技，如果數據要公開到企業和個人的層面，專業性就比較強了，哪些數據可以公開、哪些數據不能公開就需要理清楚，而要弄清楚這些問題就要懂得相關業務，國家沒法像要求政府信息公開一樣，出一個普遍的強制性法律，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這涉及到國家安全、企業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這方面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標準，還在探討當中。”他說。

經濟增長轉型促進數據開放

然而，盡管開放數據的阻力和困難一大堆，鄭磊這兩年看到的，卻是越來越多的地方在嘗試開放政府數據，比較典型的是北京、上海和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

他本人就親自參與了上海市“開放數據三年規劃”的制定，這個課題已經做了一年，將于今年12月底結題。

他告訴網易科技，現在上海市準備推出一個開放數據的“正面清單”，就是把“哪些數據可以開放”列出來。設想中，三年以后，上海市可能會推出一個“負面清單”，就是把“哪些數據不能開放”列出來，其他數據都要開放。

這兩年和政府部門接觸下來，他深深地感受到，對政府部門講“應該開放數據”這些大道理沒用，必須要讓相關部門意識到開放數據“對我有什么好處”。

今年8月，上海市舉辦了“2015上海開放數據創新應用大賽”，這個比賽由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上海市交通委員會主辦，由多個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聯手拿出超過1000G的交通信息數據，絕大部分屬于首次對社會開放。借助這些數據，主辦方希望通過吸引社會參與，從而為化解上海的“交通難”提供思路。結果，決賽上的一幕讓鄭磊印象非常深刻。

他回憶，當時有15個團隊入圍決賽，聽了這15個團隊報告創意思路和技術方案之后，上海市交通委相關領導當場發言“大開眼界，深受啟發”。他記得當時有一個團隊是利用開放出來的數據，解決新能源汽車租賃點的選址問題。上海市交通委的一位領導說：“巧了，昨天市長剛找我，問我推動新能源車應用有什么辦法。”鄭磊記得上海市交通委當時表態：“把這15個團隊都請到交通委來，和相關處室對接，我們想辦法讓這些項目一一落地。”

上海市負責開放數據工作的，是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信息化推進處。該處副處長裘薇告訴網易科技，開放數據目前是上海市的重點工作，當下正在進行的是對各類信息系統數據資源梳理、編目和注冊，理清每項數據的開放程度。

“下一步，上海市準備出臺《政府數據資源共享管理辦法》，從政策層面推動數據開放。”裘薇說，“如果有的數據，相關部門認為不能開放，必須給出理由。”同時，裘薇告訴網易科技，作為這項措施的配套制度，上海市還將成立一個政府數據開放的專家組，由專家組進行對不開放數據的理由進行審核，通過審核的才可以不開放，其他的數據必須開放。

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數據開放的探索更進了一步。南海區專門成立了“南海區數據統籌局”。目前大多數據開放工作是由全國各地的經信委（即“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負責，經信委和地方各部門屬同一級別，工作推進有難度。南海區數據統籌局政務網絡中心主任趙韶鋒告訴網易科技，南海區數據統籌局是由區委區政府辦公室牽頭成立，更易于協調其他部門，再加上區委區政府的領導比較重視這方面的工作，統籌起來比同一級別的部門更有力。

他告訴網易科技，南海區數據統籌局還有一個職能，就是負責區內電子政務建設項目的審批，區內各部門的電子政務建設方面每年都要報新項目，這使得該局在與其他部門溝通時有一個有效的“抓手”。

趙韶鋒同時告訴網易科技，哪些數據可以開放，開放到什么程度，是與各個部門不斷博弈的過程。“比如，我們看到北京或者上海開放了某些數據，我們就去和相關部門協調，看看能不能開放同類數據，如果不能開放，理由是什么。”趙韶鋒舉例。

政府層面推進的壓力和動力是否足夠？鄭磊總結，地方政府推動數據開放的壓力主要來自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和創新驅動。目前，全國各地經濟增速普遍下降，如果想推動經濟增長、促進創新創業，很多時候需要政府開放更多的數據。“比如上海目前就在反思，為什么互聯網巨頭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沒有一家在上海。”鄭磊告訴網易科技。

今年1月底的上海政協會議上，“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科技創新中心”被列為上海市政府2015年的1號課題，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擔任課題組組長。

而在全國層面，今年1月已有媒體報道，《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修訂已經啟動。近年來，公眾對信息公開的需求不斷增長。在2014年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召開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修改研討會上，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程琥介紹，北京近年來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的糾紛案例占整個行政訴訟的比重不斷增加。2012年時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所占比重為十分之一，而2013年時已經猛增到占比六分之一。

“一個改革能不能成功，標志之一是看它能不能上升為法律。因為一旦成為法律，就可以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去推動。”何哲向網易科技指出，他相信這個過程不會太長。

信用信息共享“倒逼”數據開放

政府數據開放在全國各地有零星的嘗試，但是社會信用信息共享交換的工作卻已經在全國大力推進。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2007年即已建立，2012年進行過一次職責和成員單位的調整。但是，多年來在社會公眾層面并未見到多大響動。

從2014年6月中國首部國家級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專項規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發布以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推進步伐明顯加快，相關消息密集起來。

社會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的建設，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中國人民銀行的統籌指導，國家信息中心負責推進。

2015年2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信用信息共享交換網站上線試運行，實現了10余個部門通過平臺發布信用共享目錄或文件。

6月1日，“信用中國”網站上線運行，公開披露企業和個人的失信行為。“信用中國”是由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39個成員單位聯合建立的信用信息共享公示平臺，披露了失信黑名單，涉及稅收違法、失信被執行人（老賴）、商業欺詐、學術不端、制假售假等多種失信行為。

10月30日，國家層面統一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上線試運行，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級聯席會議所有成員單位信用信息共享和交換提供支持。

11月，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周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國家統一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已經連通了39個中央部門，下一步我們將努力對接更多中央部門，以及加速與32個省（區、市）信用信息平臺的對接。同時，加快與人民銀行征信平臺的對接。”

11月初，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工商總局等38個部門聯合簽署的《失信企業協同監管和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印發實施。

11月12日，國家發改委政研室主任、新聞發言人施子海表示，年底前我國全面實施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加快推進存量代碼轉換和基礎信息共享。

在基層，這項工作的推進也有明顯的感受。一位參與了多地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建設的業內人士告訴網易科技，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交換平臺建設的工作已經進行了10年，但是進展并不順利。這項工作一般由地方信息中心、經信委負責，遇到的問題就是——憑什么讓各部門把信息都納入到統一平臺上。在承建各地信用信息交換共享平臺之初，他們曾以為各地都已經有了一定的數據基礎，后來才發現，各地的信息平臺只有一堆“目錄”，但是目錄下面卻沒有數據。網易科技向更多政府及行業人士核實是否存在這種現象，得到了多位人士的認可。

前述人士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過去的信息共享，不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礎上，負責落實的各部門并不能感受到共享信息有什么實實在在的用處。

“現在社會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的建設，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大家非常明確，這些數據拿來是判斷信用的。所以，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反而是拿著《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去和各個部門要數據，信用信息的共享實際上反而倒逼政府開放數據。”該人士向網易科技指出。

即使是這樣，數據開放的彈性也很大。該人士告訴網易科技，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當中，和判斷信用相關的一般是三類信息：身份信息、資質信息、提示信息（即欠稅、欠社保、欠水電費等信息的提示）。“比如欠費方面的數據，開放的方式就有很多。一般很少直接給出具體額度，而是代之以告知‘欠還是不欠’，或者給一個欠稅的額度區間。”他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