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中國人的性教育，大多是通過硬盤完成。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反映了國人恥于談性的一貫傳統，追究起來終究不是一種理性健康的態度。

古人能接觸到的許多“性教育文本”也是如此，例如房中術重在采陰補陽，性文學意欲戒淫勸善……然而在唐代有兩個文本卻與眾不同，一度引起了學者的注意，那就是《游仙窟》和《大樂賦》。

兩文都致力于渲染文采、審美以及舉止修養，當這種文采、審美與對性愛的想象力相結合時，他們表達了一種自然和愉悅的性愛觀。

《游仙窟》

《游仙窟》的故事發生在當今甘肅的積石山，以第一人稱自敘的方式展開。故事的男主角“仆”/“下官”/張郎奉使河源（今青海興海），途中見一女子就澗邊浣衣而求借宿。浣衣女（桂心）遂引至女主角崔十娘住處，途中桂心告知，十娘乃是“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唐代科舉文人理想中的聯姻家族。

甘肅積石山

張郎忽聞宅內有調箏聲，便以詩詠求見，十娘則不予答應。張郎“遂申懷抱”，因以贈書贈詩，幾次三番而又終得以拜見。雙方先互問家族身份，張郎自告其“望屬南陽，住居西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巨鹿侯之子”。先已入甲科，后榮登高第。這一以門當戶對為主題的鋪墊為故事的發展定下基調。

片時，十娘的嫂子（五嫂）也來見過張郎。五嫂看出十娘與張郎情投意合，便在一邊推波助瀾，十娘和張郎的交流也愈趨浮艷、詆誚。主客雙雙以美酒、佳肴、琴棋助興，不過，其主軸戲則是兩人以食物和器皿為詠詩對象來表達他們對性愛的期待和向往。張郎與十娘終得云雨之歡，次日依依告別。

《大樂賦》

《大樂賦》的作者身份一直為學界所爭論，其原因之一是現存史料中沒有任何有關此文的記錄。不過，現在大多數學者基本上贊同白行簡為其作者的說法。

白行簡顯然著意將《大樂賦》寫成一篇體現性愛愉悅的作品。他在序中稱：人之所樂，莫樂于性。所以，他要描寫性愛之匯總，以“迎笑于一時”，求“雅俗之共賞”。除了高羅佩和周一謀外，其他研究《大樂賦》的學者都沒有討論白行簡寫作此文的意圖。

與敘事故事《游仙窟》不同的是，《大樂賦》由二百四十多行詩句組成，現存版本共有239行，缺尾。分別描寫十四種性愛場面，包括洞房花燭夜、夫婦亭臺月夜、書室、四季景色之樂、久婚夫婦房事、主與妾、君與妃、在室未婚、殊鄉異客、主婢、僧姑之偷情，以及同性交歡等。

《大樂賦》至今未有英文譯本。高羅佩在《中國古代房內考》中曾作過分段總結，并詳細地重述了文中關于新婚之夜的描寫。比之于《游仙窟》，《大樂賦》的性描寫遠為詳盡、直露，這可能也是現代學者對此文作者的身份有責疑的原因。

從現代學術和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想象《大樂賦》的作者是一位在唐代極有社會地位和文學聲譽的科舉文人。然而，這種推理顯然是在用唐以后才形成的倫理體系和文學傳統來考察唐代的現象。

學者們曾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對性的描寫經歷了一個從上古時代的人性探索，到秦漢至唐代的浪漫雅致，到宋明時代的庸俗化的漫長的變化過程。見劉書成《中國古代小說情欲描寫衍演的三個階段》文。

雖然有關唐代上層社會的性觀念的研究尚待全面展開，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以后的上層社會的性觀念和態度有明顯的變化。現存宋代文字中沒有一篇是可稱為性文學作品的，而明代雖有大量色情文字出現，但文人對情欲的贊譽是非常猶豫的。

雖然很多明代的性文學出自著名文人手筆，但它們往往以筆名出版。最著名的例子是《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的真實身份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爭論重點之一，學者們至今尚無達成共識。文人學者在性觀念和表達上的變遷也正是歷史學家懷疑白行簡是《大樂賦》的作者的原因之一。

關情——唐代的性觀念及性別關系

《游仙窟》和《大樂賦》著墨渲染男女間尤其是夫妻間的愛情，并將它與性愉悅聯系起來；此外，這兩篇作品還體現了唐代關于理想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的認知。在《游仙窟》中，“情”是編織主線故事的紐帶，而五嫂的角色在于安置并提示讀者張郎與十娘間“情”的線索及其進展。

五嫂先立下酒局賦詩游戲的規則：“不是賦古詩云，斷章取意，唯須得情，若不愜當，罪有科罰。”未幾，五嫂便聲稱十娘是“天生素面能留客，發意關情并在渠。”接著，她又觀察到十娘“情想有所交通”,而他們兩人間很快由“情急意密”轉為“情來不自禁”。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游仙窟》大力贊美愛情，作者的真正目的是寫一篇關于艷遇的故事并以此來激發讀者對性愉悅的想象。因此，《游仙窟》當屬性愛小說而不是愛情小說。

與此相同，《大樂賦》贊美婚姻內的性愛，將夫婦的種種云雨之歡推崇為美滿婚姻的象征。事實上，《大樂賦》的大部分文字是在關注年輕夫婦的性愉悅以及他們從新婚燕爾到琴瑟和鳴的體驗。白行簡稱道之：“當此時之可戲，實同穴之難忘。”雖然合葬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但至唐朝夫婦合葬比例急劇上升。

此外，與許多追崇年輕和美艷的性文學不同，《大樂賦》還包括了一段對老年夫婦的性生活的描寫，贊譽其“尚猶縱快于心”，稱道他們對性愛的洞察——“信房中之至精，實人間之好妙”。《大樂賦》對夫婦性愛的描寫的字數達1285字，占整篇文獻的百分之四十余。此篇共有2972字。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現存文獻并不完整，但考慮到與白行簡所描寫夫婦性愛相比，他已經討論到的其他種種性關系都非常簡略，因此，這個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這篇崇仰婚姻之愛之神圣的作品是與唐代以前的房中術文獻是全然不同的——房中術所注重的是性技巧或養生，而夫婦間的性愛諧和則是一個被邊緣化的話題。而另一方面，《大樂賦》與唐以后的性文學有很大的差異——唐以后的性文學中往往將性愉悅等同于肉體的滿足,在她有關宋代官員與女妓的關系的研究中，柏文莉（Beverly Bossler）也觀察到這種對性愉悅的態度的變化。很少強調以《游仙窟》和《大樂賦》為代表的唐代性文學中的“情”。

《游仙窟》和《大樂賦》中所推崇的理想男女性特質雖然源于早期的文學傳統，但它們又體現了唐代科舉文化的成分——美貌與文學修養的結合。張鷟在《游仙窟》中對十娘和五嫂的美貌的描寫以及白行簡在《大樂賦》中對新婦的美貌描寫使用許多《詩經》和《玉臺新詠》的詞匯， 如明眸、皓齒、朱唇、玉指、熏衣、纖腰等。這些詞匯在《游仙窟》和《大樂賦》中很常見，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崔十娘、五嫂及《大樂賦》中的新婦顯然與唐之前文學作品中理想女性不同——她們既博學多才，又有自己是有性之人的感知，而且，聰明才智是她們追求和體會性快樂的關鍵。

在《游仙窟》中，十娘和五嫂通過詩賦與張郎交流接觸，她們的詩文和酒局穿插了許多前人文學中的用語和典故。而《大樂賦》則描寫了新婚夫婦同閱《素女經》的情景。這種對女性的文學才能與姣好美貌的并舉和推崇也可以在唐代的傳奇文學中找到蹤跡。比如，在元稹的《鶯鶯傳》中，鶯鶯不僅美貌出眾，而且還“善書文”，“往往沉吟章句”。這種將有書卷氣的美女作為理想的女性特質是與科舉文人貴族的地位上升相并行的。在這些以詩文博雅為上的男性的想象中，他們的性對象也應當是文采并茂的。

在《游仙窟》和《大樂賦》中，這些才貌雙全的女性不僅是男性所追逐的性感對象，而且她們對性愛和性愉悅的追求和感受也與男性同樣地執著。在《游仙窟》中，十娘以酒局詩賦來推進前戲，同樣地，在《大樂賦》中，新婚夫婦以“讀素女之經”輔助他們的雨云之事。在《玉臺新詠》等早期中國文學中也有不少描寫女性的性愛，但這些描寫往往是含蓄的、隱喻性的,這些女性往往被描寫為可望不可即的，枚乘 (前?—前149)的“美人在云端,天路隔無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在《游仙窟》和《大樂賦》中，十娘、五嫂和新娘都是性愉悅的積極主體——五嫂是一個推動者，十娘是一個誘惑者，那位新娘則是一個熱衷參與者。

在理想的男性氣質的描寫方面，雖然《游仙窟》和《大樂賦》都極力渲染男性主角的床上功夫，但一個很顯然的主題是，這些男性在床笫間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文人地位、文學知識、舉措修養、高雅品位和他們表達、交流感情和欲望的能力。在《游仙窟》中，十娘最初以為張郎只是一個平平的追求者，對他傳遞的詩信不屑一顧。張郎遂撰《燃詩》并高聲誦吟，這篇機智、精湛的小詩征服了十娘。在《大樂賦》的種種性場景中，讀者不難感受到白行簡的詼諧嬉笑，如殊鄉異客之驚恐（“心忒忒，意惶惶”）、名儒大僧之虛偽（“思心不觸于佛法，手持豈忌乎念珠”）、山村之人之丑陋（“男則峻屹凌兢，女則兜□醵削”），而皇帝的尋歡作樂更是造成嬪妃不合的根源。所有這些描寫似乎都是用于突出那位新婚文人的高雅品質以及他所感受到的極度快樂。這一新現象反映了科舉文人在界定性和社會性別上的嘗試和追求。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游仙窟》和《大樂賦》提倡，在床笫之間男女雙方是平等的性伙伴。這個主題在《游仙窟》中尤為突出，如十娘對張郎的百般誘惑以及她對性愛過程的預設和要求。《大樂賦》中的新婚夫婦也似乎體現了這種平等性伙伴關系，他們一起閱讀性書、共同體驗種種性愉悅。此外，雖然《大樂賦》中一些性關系是不平等的 (如丈夫與妾、主人與奴婢、皇帝與嬪妃等),但是，作者對他們的性行為的描寫注重于參與者雙方對性愉悅的追求，社會地位的低下似乎并沒有妨礙當事人對在這種關系中得到性滿足的追求。

《游仙窟》和《大樂賦》中的女性并不是被動的、保守的、詭秘的——《游仙窟》中十娘對張郎的勾引可以說是一目了然，《大樂賦》中的新娘也是一個性愛的主動者（“美人乃脫羅裙，解繡袴，頰似花圍，腰如束素。情婉轉以潛舒，眼低迷而下顧”。）由此看來，我們可以說，性吸血鬼主義、性戰以及女妖精并沒有成為唐代性文學的主題，唐代性文學作者所推崇的是男女雙方對性愉悅的追求。

此外，有些學者（如蔡順昌）強調《游仙窟》以及白行簡的《李娃傳》反映了唐代文人的社會焦慮和性焦慮——與女妓的邂遘交往和與女神的邂遘交往都一樣，令人迷醉而又似陷阱重重。

從本文對《游仙窟》和《大樂賦》的簡短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篇作品反映了唐代性文學的一些特點。第一，它們都強調禮節、雅致、博學和修養；第二，它們體現了對感知性愉悅的執著的自信，并主張這種“大樂”可以通過大自然、音樂、香味、色彩、文字和愛慕得以伸張。《大樂賦》更進一步地提出，性愛是在身體、智慧、精神、感情、社會和文化上得到滿足的關鍵之一。 更重要的是，《游仙窟》和《大樂賦》反映了唐代文人對性和性別關系的詮釋——理想的男女性氣質包括了文學知識、優雅舉止、高雅品味和感知靈性；而這些特質又是達到性之大樂所不可或缺的。正因為如此，這兩篇作品將男女雙方描寫為共同追求愉悅的平等的性伙伴，并強調男女間的情感在性愉悅中的重要性。雖然《游仙窟》和《大樂賦》并不足以代表科舉新貴的性別觀或他們所認同的行為準則，但至少它們凸現了唐代性別關系和性行為觀念中的新層面。這些新層面顯然是與科舉文化相關聯的——它們反映了科舉文人在政治體制和話語權上的優勢，也反映了他們與道教和佛教的互動。在此前提下，加之以空前的經濟繁榮和都市文化，唐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性文學興盛時期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

作 者：姚平 著

從性別、社會的角度，

回望那個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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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黃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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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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