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唐納德·里奇(1924-2013)。

有一種書，初見時未必能參透其文本背后的真意，再翻開時，卻相見恨晚——唐納德·里奇的《日本日記》就屬于這一類。大約十年前，我因寫一篇文章，匆匆翻過此書，文章寫完便束之高閣了。

唐納德·里奇（Donald Richie）出道早，名氣大，是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電影之第一人。其本人作為學者卓然有成，他的小津安二郎和黑澤明研究，即使在日本學界，也是必讀書目。1975年夏天，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甫抵東京，便先拜里奇的碼頭，盡管“我后來得知，唐納德·里奇不認識漢字，也不會日語”。后來，布魯瑪自己的回憶錄《東京綺夢：日本最后的前衛年代》出版時，扉后題記就寫著“紀念唐納德·里奇、諾曼·米本和寺山修司”。

《日本日記》是一部有分量的大書。全書按年代順序分成兩卷，上卷從1947年寫到2004年。原則上，下卷應該是從2005年寫到作者去世的2013年。之所以說“原則上”，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只出過上卷，中文版系對Stone Bridge Press社2005年英文版的迻譯，包括日記在內的作者全部手稿，現藏于波士頓大學霍華德·葛列卜檔案研究中心。這部書名為“日記”，其實是以作者早期的手記為藍本，對過往人生的回憶。從時間上來看，上卷基本涵蓋了日本戰后六十年，內容極其龐雜，涉及眾多的文藝名人和社會文化事件，有大量的一手資料，對戰后日本文學史、文化史和電影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其中，對與三島由紀夫的交游，作者記述甚詳，且有不少獨家爆料——倒未必是刻意“爆料”，也是出于美學，甚至性趣味上的惺惺相惜，二人之間顯然有種超出普通友情之上的情感連接，有助于我們立體地讀解三島這位謎一般的小說家的藝術人生。

唐納德·里奇著《日本日記:1947—2004(上)》。

1949年春，里奇離開日本，回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1952年初冬，里奇接到朋友、人在哈佛的日本文學翻譯家梅雷迪斯·魏若比的電話，“讓我照料一位剛到紐約的日本青年作家”。于是，在紐約而不是在東京，里奇第一次見到三島。三島是作為《朝日新聞》的特約記者，赴美旅行采訪，“我那時不懂日語，他的英語還不像后來那樣地道。盡管如此，我們設法交流得讓我足以明白他的愿望”。三島的愿望清單倒也簡單明了：想看紐約所有的塞巴斯蒂安像，去大都會歌劇院聽施特勞斯的《莎樂美》，再去一間真正的同性戀酒吧體驗一把。關于最后一點，作家的理由是，其小說《禁色》中，涉及那類場所，“他希望比較、評估，并捕捉地方特色”。三島給里奇的第一印象是“謙恭有禮——我見過的人數他最有社交禮儀”；其次，是“他對內在一致性的堅持。跟三島一起，就是參演一出戲”。有了這個由頭，里奇與三島的交情自然變得親密起來。

1954年初，里奇從哥大畢業后回到日本。梅雷迪斯也來到東京，正在翻譯三島的《潮騷》，仨人常聚會。此時，三島的英語突然變得很好，有時甚至幫忙翻譯。隨著交往的日益濃密，里奇對三島有了更深層的了解。譬如，他覺得三島是一個花花公子，“但他的衣著好，不炫耀。你要是近觀，會看到裁剪出眾，料子一流。他像德川時代身穿樸素和服的那些商人，衣服襯里價值不菲”。對此，里奇覺得是“當局禁止表現”，或“三島律己很嚴”。但其實，這是江戶時代武士貴族階層的一種生活品位，所謂“uramasari”，即穿衣重表更重里：表露在外面，舒適體面即可，而襯里是穿給自己的，才更需高級感。那時，塑型瘦身已經提上作家的日程，他甚至開始練起了拳擊，“三島試圖把自己塑造成他渴望的形象，所有脂肪和所有冗贅全都融化：靈與肉合一——一副消瘦堅硬的身體裝著一顆消瘦堅硬的心”。

里奇對三島的記錄，散見于很多年份，其所扮演的角色，頗有些像電影攝制組的場記，他甚至記錄了作家在后臺的下意識“表演”，或者說一些表演花絮。里奇常在后樂園健身房的訓練課上跟三島見面，“一間健身房更像一間肉店——很多好肉”，其中的一部分屬于三島。不過，三島的肉身重塑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在里奇眼里，并非一向完美：“我常看他苦練自己的上半身而忽略了下半截，肌肉結實的軀干架在細長的腿上。”下課后，眾學員一起在浴場洗澡，一般都會爭相跳進那個盛滿熱水鋪著瓷磚的大浴池，然而三島從不：

他獨自淋浴，前身得體地轉過去，毛巾圍在適當位置，然后穿回緊身內褲，一成不變的棕褐色寬松褲子，黑色線衫，頸上一條金鏈。然后朋友一般揮揮手，匆匆一笑，這位健身的作家消失了，直到下次再來。

1955年，三島帶里奇和梅雷迪斯去他新開發的一家法國餐館，“他告訴我他要改變風格，他現在很欣賞森鷗外”。可里奇覺得森的風格硬朗、舒暢、厚重，迥異于三島的裝飾風格，內心對三島的急轉彎多少有些不解。后來梅雷迪斯告訴他，三島其實是受到當時的現象級暢銷書《太陽的季節》的刺激，“由紀夫覺得這應該是他的份”。果然，三島不久即發表了“硬朗、酣暢、厚重”的小說，即《金閣寺》。那次飯局，使里奇意識到自己“正在目睹一項進程的部分發展——由紀夫不斷轉變的生活，他對自己的持續再造”。

在那座位于東京馬込的西班牙殖民風格的豪宅——“白亞”館的派對上，作家主人明星范兒十足：

我們聽到他在我們頭上的笑聲，然后他來到我們中間確認酒已斟好，招呼每一個人，在我們中間周旋的時候魅力四射，主要用英語談話。這是因為客人多為外國人或在海外住過的日本人。原因之一當然在于很少外國人講日語，很少日本人說外語。不過，另一個原因，是三島喜歡控制聽眾。

但里奇注意到，派對自始至終“沒見到他的妻子，可能在廚房恪守婦道”。這使他聯想到瑤子夫人出現在社交場時的情景，“當他帶她出去，他關懷備至，但在家里，她變得更像一位日本配偶”。

洋范兒如三島作家，自然也少不了與老外朋友交流對歐美文學的看法。里奇知道三島極不喜歡海明威，盡管“兩人都是風格獨特的作家，都是浪漫主義者，都愛展示男子漢氣概，都是過時準則的擁護者”。可并不妨礙他“開始欽佩這人本人。那是這樁自殺博得他的尊敬，還有自殺時的果斷”。他向里奇確認道：“嘴里的來復槍，拉動扳機，聽說是用大腳趾。沒錯吧？”

1965年4月，三島請里奇去大映片場。“在一個看似能劇舞臺的布景之中，三島穿著一套戰前的陸軍制服，帽子在他前額拉低，正在佯裝切腹。這是最后一場的最后排練。”里奇與三島的見面過于頻密，以至于他有時分不清哪些是舞臺上，哪些是舞臺下。

1967年冬，里奇在位于六本木的花園雪地上，目睹了三島的一場實拍：“攝影師裹著圍巾和毛衣，作家則一身赤裸，除了一條白色的兜襠布。他還揮舞著一把劍，擺著不同的姿勢。所有這些姿勢顯出武士的某一極致。”里奇受到震動，待外景實拍結束后，他從三島的原著《假面的告白》中查到了片中情節的原始文本：

我閃開了。一陣原始的肉欲在我的心中燃燒，在我的臉頰打上烙印。我覺得自己用水晶般透明的眼睛盯著他……從那時起我愛上了近江。

三島在舉事前夕，明顯加快了進程，以至于“所有的朋友比平常更多見到他。他電話打得更多，給我們寫了更多短函，更多關心。當他和我見面，我們更少閑聊。他反而談著作家和寫作”。里奇說“你應該競選公職”，三島做了個鬼臉：“一個作家不能像個政客。瞧瞧石原慎太郎，他兩者都不是。一個作家能做的就是有所展示。”

在三島即將殺青最后一部長篇——四部曲《豐饒之海》之四《天人五衰》時，里奇問他接下來準備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說，“我想我能說的都說了。”待了會兒，他又說道：“我正在完成的這部小說很難。我不知道它要怎樣結束。我沒主意。我不知道怎么做。”見里奇未吱聲，三島繼續說：“很奇怪，但我害怕結束這本書。”里奇大驚，“因為我從未聽三島說到害怕”。

所以，在三島自戕后，里奇應邀為英文《日本時報》寫文章，他也的確無從談起。因為在他看來，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連續的進程，死不過是最后的完成罷了：

死得這么戲劇，就像三島任何一出戲劇的情節那樣聳人聽聞，對于以如此驚人的方式終結生命的一個人，可謂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這就是當我聽說三島自殺時所想到的。并不驚奇。在這之前，他頻繁說起自殺，我多少習慣了這一可能。他更多地說起它，是因為我們見面更多了。

三島雖然退場了，但里奇與三島的故事遠未結束。1983年夏天，里奇陪好萊塢大牌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拜會三島遺孀瑤子夫人，談科波拉的一個項目——拍一部三島的傳記片。但雙方分歧過大，“她要的是最近這些年她一直涂抹的偽君子，他們要的是一部講述一點真相的商業片”，項目遂無果而終。

半年后，里奇又陪另一撥好萊塢影人——保羅·施拉德和瑪麗·貝絲·赫特跟瑤子夫人吃飯。“好一陣子她一直在為丈夫澄清——禁映他的影片《憂國》，跟他從前的朋友斷絕關系，否認一些事情——為了把他塑造成她覺得他應該是的人。……有一天的午餐非常激烈——眼淚，我明白。”核心問題仍在于三島的性取向，“她本應最清楚，現在否認它”。好萊塢導演當然不可能過濾掉這個猛料，但瑤子夫人的眼淚也可以理解，“因為他們的女兒不知怎么拿到一份劇本，立刻嚇著了”。瑤子夫人尤其不想讓保羅導演見里奇，說“他不能信任”：

這毫不奇怪。我知道得太多了。還有，我沒站在她那一邊，因為眾所周知我一直在批評這位杰出而且現為圣人的作家。

對此，里奇認為三島夫人“說得完全沒錯”。作為很早就毅然出柜的著名同志，“我了解三島，我不想參與她現在對他的粉飾，而死者已無能為力”。

好在最后雙方終于達成妥協，“瑤子改變了主意，簽了合同，拿了錢”。

劉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