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4期，原文標題《有志者事竟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文/張復

1933年，韜奮與家人攝于上海萬宜坊。后排，夫人沈粹縝；中排，次子嘉騮、長子嘉驊、韜奮；前排，幼女嘉驪

一

近期，我又收到今年90高齡的鄒嘉驪大姐寄給我的一本新書《我的文字生涯——循著父親韜奮的足跡》。這本精裝的《文字生涯》由“編書記”“敘情篇”“訪談錄”三部分組成，書中內容豐富信息量大。這是大姐自己一生梳理編書、真情憶人的一本文集，也以此書紀念父親韜奮今年125周年誕辰。該書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確是精品。

最近幾年，我陸續收到嘉驪大姐給我寄來的她編輯出版的著作：《別樣的家書——宋慶齡、沈粹縝往來書信集》、新版《憶韜奮》、《韜奮年譜長編》，每次接到她寄來的書，我都暗自感慨，大姐哪來的精力這些年來出版了這么多作品。粗粗閱讀了一遍這本《文字生涯》，才知道她這么多年來編書出書的基本線索。

《我的文字生涯——循著父親韜奮的足跡》

1982年鄒大姐受韜奮紀念館委托，參與《韜奮畫傳》的文字編寫，1984年再受紀念館特約參加《韜奮手跡》的征集編注工作。熟悉的圖片畫面、熟悉的文字圖解，使她真切地感到知道父親太少了，從此決定專注父親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那時她不會用電腦，硬是手工操作，一張一張卡片抄出來。經過努力，1984年7月，《韜奮著譯系年目錄》終于出版了，這是一項基礎工程。編完《韜奮年譜》后，應父親生前友好及新老讀者的要求，她又編輯了《憶韜奮》一書，書中除了收錄抗戰勝利后周恩來致母親沈粹縝的慰問信外，還匯集了宋慶齡、朱德、陳毅、茅盾、胡愈之、郭沫若、鄭振鐸、夏衍、艾思奇、周建人、吳玉章、徐伯昕、范長江、黃炎培等數十位知名人士從不同角度回憶紀念韜奮的文章。1985年，胡愈之、夏衍、陸定一、巴金、葉圣陶、張仲實等12位前輩發起成立韜奮基金會，基金會第一屆理事會就決定組織編輯出版《韜奮全集》，鄒大姐為負責人，經過10年努力，14卷800萬字的《韜奮全集》在1995年韜奮100周年誕辰時出版了。接著，又用了10年工夫編輯出版《韜奮年譜長編》。“全集”是韜奮看世界，反映世界；“年譜”是大眾看韜奮，評論韜奮。緊接著，鄒大姐又編輯出版了《別樣的家書——宋慶齡、沈粹縝往來書信集》。除了《韜奮全集》有一個編輯團隊，其他著作基本上由大姐“一肩挑”，她身體不適時，由她的“小朋友”毛真好、張霞等幫助查找資料。我粗粗算了一下，上述系列圖書加起來共有1100萬字，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

這項龐大的工程需要她和同伴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的倉庫里找出發霉的資料，需要從上海、北京、武漢、重慶等地的圖書館找出70多年前的各種報刊或圖書資料。由于韜奮當年為了躲避國民黨政府的審查，用過十幾個筆名，如“靈覺”“因公”“心水”“季之華”“馬來”等，都要努力去偽存真地反復考證。

在編書的過程中，鄒大姐還解決了韜奮研究中的若干難點問題，例如她寫的《徐伯昕“遺言紀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等文章。

大姐自稱“編書匠”，說到常年編書的艱辛和樂趣，她寫道：“總之，這是一項細致瑣碎的工作，需要較長的時間、耐力，踏實的作風，平和的心態，真像螞蟻啃骨頭，一點一點搬運筑巢似的，做成了，其樂無窮。浮躁、急功近利，恐怕很難做成。”

使大家想不到的是鄒大姐在“其樂無窮”地查找和追蹤無數材料的過程中還多次面臨險境，這是因為她常年在身體不佳的狀態中完成這些巨量工作。上世紀70年代，她去四川出差組稿染上了乙型肝炎，多年來，肝功能一直不正常，北京、上海的醫院都住過。2012年，由于編書超負荷工作，大姐心臟病發作，兩次急診住院，由于她是高齡醫生還報了病危。在編輯寫作這本《文字生涯》時，2018年她又因面癱急診住院，她在病床上寫道：“病情稍有好轉，腦子又轉動起來。在病床上，又在搜索追尋，沒有想清楚、沒有表述出來的事實。”以至于她干脆用《病床上的追蹤和思念》這篇文章作為她一生編書總結的這本《文字生涯》的代后記。

上世紀50年代，宋慶齡（右）與沈粹縝

二

作為女兒，《文字生涯》一書從點點滴滴的瑣事中透露出韜奮的另一面，人們知之不多的另一面。

在世人眼里，韜奮是一位一生追求公平正義的戰士，是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無畏的戰士，是新聞出版事業的楷模。他給人們的印象似乎永遠是一位嫉惡如仇、神情嚴肅的人。其實韜奮還有另一面，十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他有愛，他有誠摯廣大的愛。

韜奮作為家長和父親，是非常愛家庭、愛孩子的。不論工作多忙，他總要抽點時間和孩子們玩兒。每天晚飯之后，他要逗孩子們玩一陣，才去他的工作室工作，這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內容。一次晚上，嘉騮回家哭泣不止，韜奮一問，知道是因為嘉騮古文背不出來，被老師打。他不但不責怪孩子，反而認為老師沒有道理。所以他連晚飯都沒有吃，就去學校給老師提意見，這也和他清明的民主作風有關。

鄒大姐還寫道：“爸爸在緊張工作之余也有活潑的一面。上世紀30年代，辦《生活周刊》時期，逢周日，他會去電影院看一場歌舞片或者喜劇片。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他不僅看了，還在之后的某個場合，仿效卓別林，表演一番，引起大家的歡笑。生活方面他更像一個大孩子，全部靠媽媽，媽媽會理家。”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周恩來致電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漢年，盡快幫助宋慶齡、鄒韜奮等人離開香港。由于韜奮目標大，八路軍駐港辦事處的機要員提出為安全考慮，只能韜奮一人先走，夫人和孩子第二批再走。鄒大姐寫道：“很多年后，不止一次，我親耳聽媽媽接受記者采訪，說到那次分離，她總是哽咽、流淚，原來那是爹媽兩人一次單獨的對話。房間里只有他們倆，窗外還響著槍炮聲，爸爸含淚跪下了，握著媽媽的手說：今后我們能見面最好，不能見，你要帶好三個孩子，有困難找共產黨。”“戰火中的分離，生死未卜，預見不到重逢的希望，那是生離死別啊！有朋友說爸爸堅強，弱點是性格中有傷感的元素。我的理解，再堅強的人，心里也有柔軟的一塊，那是人的本性。”

1944年6月，韜奮病危時口述了一些話，其中講到夫人。“夫人沈粹縝與先生結婚21年，情感彌篤，先生常謂彼一生之成就，一半有夫人的貢獻。”

韜奮曾說過“推母愛以愛我民族與人群”，這是他的重要思想。韜奮的這種愛，也表現為他對工作和事業的愛。“竭誠為讀者服務”就是他內心最真誠的想法，這句話至今鐫刻在三聯書店的墻壁上，激勵著現在的三聯人和全國的出版人。體現他誠摯廣大的愛，還有他對民族和祖國的愛，800萬字的《韜奮全集》，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韜奮是一位感情豐富的人，是一位可親可愛可敬的人。確實，一個人如果沒有對親人的愛，不食人間煙火，很難想象他有對朋友對同事對人民對祖國的愛，也很難想象他有誠摯廣大的愛。

1935年8月，張仲實（左一）與李公樸（左六）、沈粹縝（左四）等去上海碼頭迎接鄒韜奮（左五）回國

1937年初，張仲實去蘇州監獄看望“七君子”

三

《文字生涯》一書還有幾篇文章記敘了《別樣的家書——宋慶齡、沈粹縝往來書信集》這本書編寫的經過，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圖書。當年，《韜奮年譜》編完了，鄒大姐發現其中還有許多關于母親沈粹縝的史料也值得一寫。“許多人說，媽媽一生當了兩位名人的好配角，一個是鄒韜奮夫人，一個是宋慶齡的助手。”那么，就用宋慶齡給母親的90多封書信再編一本書吧。

鄒韜奮、沈粹縝、宋慶齡，這三個人的關系不能分開。1933年初，由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宋慶齡、蔡元培、魯迅和韜奮等9人被選為執行委員，由此韜奮和宋慶齡相識。1936年11月，韜奮等“七君子”入獄，宋慶齡帶頭發起愛國入獄運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宋慶齡主持下的中國福利基金會要增設一個幼兒園，宋慶齡委托沈粹縝任所長，30多年來，宋慶齡和沈粹縝成了摯友乃至“閨密”。

宋慶齡比沈粹縝大8歲，宋卻親切地稱沈為“沈大姐”，從宋慶齡的書信中可以看到，她皮膚瘙癢、腰背疼痛、睡眠不足等瑣事都會和“沈大姐”反復絮叨。《別樣的家書》出版不久，我去上海出差時曾看望嘉驪大姐，她給我看了一張宋慶齡寫于1957年11月15日從莫斯科寄來的明信片。“沈大姐：我已和醫生論過小妹的病狀，明日我去拿藥，我們快回京了，祝你好！”信中所提的“小妹”正是鄒嘉驪。我看到寫在這張明信片上面的字跡有點潦草，似乎是在匆忙中寫的。之后，我查了一下資料，1957年11月，宋慶齡隨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盛典和世界各國共產黨會議，這張明信片就是在那段時間寫的。在繁忙的高層會務活動期間，宋慶齡還會想到“小妹的病”，并且“明日我去拿藥”，可見宋慶齡對朋友的真誠、溫馨和體貼。

《別樣的家書》還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宋慶齡許多彌足珍貴的史料。例如她病危時曾深情地對沈粹縝說：“我想美玲了”；“國內認識美齡的人不多了，如果她來你一定要好好接待她”。宋慶齡是位很重感情、很重親情的人，她說：“你和家人可以政治觀點不一致，但是親情不能丟。”

由于宋慶齡是國家領導人，行動多有不便，沈粹縝便成了她托付辦某些事宜的合適人選之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宋慶齡囑托沈粹縝處理16歲即來宋慶齡家工作的李燕娥安葬一事，直至看到沈粹縝送來的李燕娥的安葬儀式的照片，她才放下一樁心事。

四

鄒大姐在《文字生涯》一書的“敘情篇”中，收錄了母親沈粹縝懷念周恩來、胡愈之、杜重遠的文章，她還寫了懷念父親、母親、大哥、二哥的文章，以及懷念巴金、胡繩等人的文章。此外，她還寫了一篇記敘我父親張仲實和韜奮友情的文章。文中記敘了1935年流亡海外的韜奮回國不久，即請父親擔任生活書店總編輯；記敘了1936年“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監獄，父親多次去獄中探望韜奮等“七君子”，并幫助韜奮在獄中寫作的《讀書偶譯》一書查找資料、看圖書清樣；記敘了1938年初在武漢，父親陪同韜奮首次與周恩來會面長談的情景；也記敘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父親共寫了五篇紀念韜奮的文章，足見韜奮和父親的情誼。

鄒大姐的這篇文章還記敘了1944年韜奮去世后，在延安，周恩來指定我父親為中共中央擬定唁電，并具體負責治喪籌委會的工作。在有周恩來、吳玉章、博古、鄧穎超、周揚、艾思奇等13人參加的治喪籌委會第一次會議上，由我父親執筆記錄整理《紀念和追悼韜奮先生辦法》。以往關于這件事兒，散見一些回憶文章，卻始終沒有見過原件真跡。前些年我去上海出差，原韜奮紀念館館長林麗成約我喝茶，談話間，我建議林館長到北京有關單位查找并復制這份資料，作為韜奮紀念館的重要館藏物品。之后，林館長不負眾望去了北京，想方設法在中央檔案館找到并復制了《紀念和追悼韜奮先生辦法》原件。這份70年前的記錄稿，是在三塊白土布上面用毛筆寫的。周恩來在記錄稿上補寫“提議以韜奮為出版事業模范”，毛澤東在記錄稿上批示“照此辦理”。看到記錄稿原件上熟悉的父親毛筆筆跡，我的心情十分激動。

五

1944年6月2日，韜奮病危之際，口述遺囑，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在一旁記錄。其中提到當時年僅14歲的鄒嘉驪：“小妹愛好文學，尤喜戲劇，曾屢勸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聽，只得注意教育培養，倘有成就，聊為后繼有人以自為慰耳。”這是韜奮對家中最小的孩子，唯一的女兒做的交代。鄒大姐說：“父親的遺言影響了我的一生，既有疼愛又有期待和鼓勵。”

有志者事竟成。縱觀近代中國文化名人，子承父業、出版大量作品的后人并不多見。嘉驪大姐60多年的文字生涯，早年從書店營業員做起，當過出版社校對、編輯。前30年編輯出版了數百萬字的文學作品，退休之后，又一個30年，她以有病之軀，含辛茹苦，百折不撓，編輯出版《韜奮著譯系年目錄》《憶韜奮》《韜奮全集》《別樣的家書》《韜奮年譜長編》等系列著作，皇皇1100萬字，為傳承韜奮偉大精神，為研討韜奮不朽事業，大有成就。我想，嘉驪大姐可以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爸爸，您的事業后繼有人。”韜奮會含笑說道：“小妹，你快樂就好。”在一些人看來，嘉驪大姐完全可以在父兄的光環下，穿梭于上層社交圈，輕松優雅地度過一生，可是她幾十年來執著地走了一條“清苦文字生涯之路”且成就斐然，她受到了人們普遍的敬重。

值此《我的文字生涯——循著父親韜奮的足跡》一書出版之際，祝賀嘉驪大姐。生活還在繼續，愿大姐保重身體，再創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