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晰了今后一個時期完善所有制結構和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和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實行員工持股制，使勞動者成為所有者。把無形資產列入資產保值增值考核范圍，發揮國有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骨干帶動作用。提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相結合的合作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

根據世界銀行劃分的標準，1.2萬美元是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線，到2022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1.26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目前進入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總量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中國占全世界人口的18%，也就是說，中國跨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就能使全世界高收入國家人口比重提高一倍多，達到33%。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經過100年的奮斗，中國共產黨將把中國帶入到一個高收入國家，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作出的最大貢獻。所以，回顧歷史，我們應當感到自豪。可以說，它的歷史起點就在北大紅樓，是李大釗等同志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而后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人民有了先進的理論武器，才會有之后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總結歷史經驗，對于我們不忘初心，實現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的探索，彰顯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探索。

改革開放40多年，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結論最集中地體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上。《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這些明確表述，是對新中國成立60多年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不斷探索的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為今后一個時期完善所有制結構和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按照這一要求深化產權制度改革，任務十分艱巨。當前，應抓緊進行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對國有資產的監管，要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

這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部署。過去對國有企業的監管是以管資產和管企業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有企業經營的自主權，不是有利于而是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發展。企業作為獨立的經營主體，必須擁有自己的經營自主權，包括對所占有的國有資產的處置權、投資權等，如果大小事都要向國資委請示，很難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的變化。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國有資產的管理方式要向管資本為主轉變。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應根據不同情況，把多數所屬企業逐步轉變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把少量企業轉變為國有資本授權經營公司，包括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國有資本管理機構應根據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不斷調整優化資本配置。哪些行業急需發展，比如對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進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卡脖子技術，我們就集中資金向這些領域投資。對一些成熟的盈利很好的行業和企業，就適當抽出一些資金，投放到需要重點發展的行業和企業上來。通過調節資源配置，更好地履行國有資本管理功能，發揮國有資本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引導作用，放大國有資本的影響力、控制力。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向管資本為主轉變，不是國有資本功能的縮小，而是它的放大。例如，匯金公司管了幾十萬億元的金融資本，國有商業銀行幾乎都有其股份，匯金公司對其控股參股的金融機構委派一個董事或副董事長，參加它的董事會和股東會，參與它的重大經營決策，至于具體的經營管理，都交給商業銀行自己負責。這樣以管資本為主，效率高，管得很好。未來對絕大多數產業的國有企業，都應當仿照這樣一個管理模式。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和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

現在國有企業大部分還是國有獨股的公司，未來純國有或純民營的單一所有制的企業，會越來越少，混合所有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實踐證明，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經濟是各類所有制經濟中發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一種經濟形式。我們去浙江、江蘇調研就可以看到，好多企業里面既有國有股，又有集體股，又有員工個人股，上市公司還有社會股，是混合所有的。實踐證明，混合所有制經濟發揮生物學上講的雜交優勢，把各類所有制的優越性集中在一起，從而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有活力的經濟形式。

目前，大部分國有企業還是以國有獨股的形式存在，應通過混改，吸收民間資本進入，包括外資入股，逐步使國有企業發展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并建立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和經營層三者之間形成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協調的科學的治理結構，才能保證中國的企業同國外的跨國公司一樣，具有一個集中、高效、靈活的管理體制和可以迅速集聚分解的股權組合形式，建立起成熟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近日，國資委發文，提出在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有控股的比例不低于34%就可以了，員工持股不高于總股本的10%，這個規定很好地體現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過去的混改，國有股要求占51%以上，而且還要合并報表，民營經濟沒人敢進去，因為我把資本投到你這里，我也沒有發言權，沒有決策權，都是你說了算，誰敢往里面投。現在，允許相對控股，在股權結構上形成相互制衡局面，為民營經濟進入國有企業打消了顧慮。

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一個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要想辦好，至少應該有三個以上股東，兩個小股東的股權之和必須大于大股東的比例，這樣才能形成制衡機制，避免大股東侵犯小股東的權益。國有股不低于34%，其他股東聯合起來，就可以否決大股東的意見，形成一個民主的、公正的決策機制，這是辦好企業的基本前提。

允許混合所有制企業實行員工持股制，使勞動者成為所有者

實踐證明，員工持股特別是管理層和技術骨干持股，對企業的經營至關重要。我們到美國去考察了許多跨國公司，像IBM、GE等這些百年老店，一問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是保險公司，第二大股東是人壽公司，第三大股東還是保險公司，前面幾大股東都是來自于各類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這些股東并不參與企業管理，只看經營業績。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誰？是公司的董事長、副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等高管，他們在企業里必須持有一定股份，而且在任職期間和離任后的三至五年內，股份不得出售，這就給管理層戴上一個金手銬，讓他們全心全意把公司辦好。

同時，技術骨干和中層管理者也要持股，像IBM，員工有40多萬人，在全球幾十個國家都設有分公司。除了核心層的十幾個人持有股份，下面二級公司的經理，各個職能部門的負責人、技術骨干、管理骨干共幾百人也必須持有股份，再加上老員工持股，大概有兩三千人，這是公司形成凝聚力和競爭力的核心，是公司能夠長盛不衰的決定性因素。當公司經營遇到危機、瀕臨破產的時候，是這個核心團隊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推向領導崗位，調整經營戰略，使企業起死回生。

未來國有企業改成混合所有制的公司，也可建立這樣的現代企業制度。這個制度是經過200多年國際競爭的實踐形成的有效制度，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只有建立起這樣的現代企業制度，才能使企業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競爭中提高應變能力，制定正確的經營決策，不斷發展壯大。

把無形資產列入資產保值增值考核范圍，發揮國有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骨干帶動作用

長期以來，我們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只注重有形資產，不注重無形資產，對國有企業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只考核廠房、設備等實物資產，對企業創造的專利、技術訣竅沒有評估，不進入資產考核的范圍。最近幾年雖然有所改變，但對國有企業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仍然不夠完善，國有企業巨大的創新潛力遠遠沒有發揮出來。把無形資產也列入到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圍，并改進考核辦法，對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至關重要。

以華為公司為例，華為一年的研發投入達1000億元，只集中在移動通信領域，所以才能用20多年時間做到世界第一，在5G技術上做到世界領先。華為為什么舍得花這么多錢搞研發？其深層次原因就是它是一個員工持股的公司。員工成為所有者，就會注重長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收入，他們看重的是幾年之后，我在公司的分紅會增長多少，股本會增值多少，而不在意當年工資、獎金發多少。只有建立這樣一種產權制度，企業的經營決策才可能注重長遠發展，才會舍得把幾百億、上千億資金投到研發上。

我們的國有企業集中了最優秀的人才，站在各個行業技術進步的最前沿，如果國有企業能夠建立起像華為這樣的產權制度，就完全有可能涌現出一批像華為這樣的公司。中國像華為這樣的公司不用很多，只要有10個，就足以帶動全國各個產業完成以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的任務。

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相結合的合作制，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

這句話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都講過，那么，這種合作制在所有制形式上屬于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答案是屬于公有制范疇，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公有制形式，是一種公有制的初級形式。公有制的高級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次級形式，是集體所有制，包括資產不量化到個人的集體所有制和資產量化到個人的集體所有制。華為的所有制形式應當是資產量化到個人的集體所有制或股份合作制，全公司17萬人里8萬人有股，最大的股東是創始人任正非，股權比例不過占全部股權的1.4%，任正非等創始人通過不斷稀釋股權，讓更多的員工持股。每年評選優秀員工，獎勵對公司的認股權。這樣一種所有制形式能夠最大程度地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多數員工既是公司的勞動者，又是公司的所有者，既能拿到工資和獎金，又能拿到分紅，大家形成命運共同體，公司搞好了大家都能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公司搞砸了，大家都是窮光蛋。所以，大家拼命也要把技術搞上去，拼命開拓市場，一定要把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公司里存在一種文化叫“墊子文化”，員工在辦公室放上一張墊子，接受任務后，日夜連軸轉，困了就在墊子上睡一覺，醒了繼續干。華為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深層次原因就在于這樣一種股權激勵機制。

分配制度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大支柱，分配關系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在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同時，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打破了大鍋飯、鐵飯碗和平均主義，建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保證全體人民在共享共建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制，完善再分配調節機制，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全面落實這些要求，建立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分配制度，當前有以下幾個問題應當抓緊研究。

如何把握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比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利潤的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寫了一本書，披露2017年美國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拿去，而99%的人僅僅拿到新增收入的9%。1%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華爾街的金融大亨、硅谷的高科技擁有者和跨國公司高管。廣大藍領階層和普通白領，幾十年收入幾乎沒有什么增長，所以美國現在階級矛盾很尖銳。在股份制企業中，按資分配與按勞分配的比例究竟控制在多少比較合適，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作出了一個貢獻性的解答。前年，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提到，華為經過二十幾年不斷摸索，最后得出結論，把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的比例保持在3：1比較合適。如果按資分配比例過高，那些持股較多的老員工就不愿意干活了。企業新增利潤的分配一定要向第一線作出貢獻的人傾斜，向創造技術成果和開拓市場的人傾斜。這個分配結構能夠把勞動和資本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具有重大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這樣的分配比例也只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做到。有人問任正非，經營決策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用一個詞說出來，任正非的回答就三個字——“分好錢”。華為公司創造的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適應的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的比例關系，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當然，對公司內部分配，行政不能干預，只能引導。我們講不忘初心，共產黨員奮斗終生就是為了讓勞動者共同富裕。如果能在社會上形成這樣一種良好風氣，逐漸調整我們的分配結構，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將會起到積極作用。

如何盡快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收入比現在是2.7∶1，如何盡快增加農民收入，是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和農村發展的不充分。應當通過實施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實現鄉村振興。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應當以落實文件精神為契機，引導生產要素向農村集聚，加快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農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鎮建設，努力縮小城鄉差距。

如何實現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式為主過渡。在稅收體制上，我們同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發達國家為7:3左右，我國為3:7左右，這就導致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大大弱化，同時加大了企業的稅負，不利于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通過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強化稅收在再分配中調節功能，有助于縮小個人間的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如何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并實現人均公共服務均等化。當前服務業發展滯后突出地表現在公共服務業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文化、信息、市場中介服務、停車場等，亟待加快發展。采用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PPP），是加快發展公共服務業的有效途徑。近兩年，由于部分PPP建設項目違反建設程序，出現了一些政府拖欠資金等問題。應當總結經驗，規范化推進，不應因噎廢食。目前城鄉、區域之間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應通過人均公共服務支出的均等化逐步實現人均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職務發明成果收益的分配應更多地向研發單位和研發人員傾斜。我國各級政府每年用于科技研發的支出不斷增加，研發成果越來越多，但是向產業應用的轉化率很低。關鍵在于職務發明成果轉化的收益大部分歸國家，研發人員將技術成果轉化的積極性不高。應當研究借鑒美國的《拜杜法案》。1980年美國頒布的這項法案，核心是由政府出資的科研成果轉讓所獲得的收入，大體上研發單位、研發人員和初次應用的企業各分得三分之一，由此調動了研發單位和研發人員產業化的積極性，科研成果轉化率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大學由此成為專利的重要創造者。大批科研成果從保險柜中解放出來。我國如果能制定出臺類似法律，將會是科技生產力的一次大解放，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老大難問題必將迎刃而解。

作者：鄭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本文發表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8期，原標題《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

責編：申潔

版式：鄺巖

監制：李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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