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曾經強盛到足以和美國相抗衡的蘇聯宣布解體，一夕之間，這個大國分解為15個國家，往日輝煌之景不再，徒留一片狼藉，令人唏噓。

而此時同屬這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也陷入了一片恐慌，畢竟身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的崩塌對于不少國家都是毀滅性的打擊，這樣一來，他們又有什么力量能夠和美國抗衡呢？

因此，不少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了中國，同陣營的國家為中國的發展感到擔憂，但是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做好準備，等著我國的崩潰。

此時的中國可以說是步步危機，稍有不慎就會滿盤皆輸。

然而鄧公的一番操作，卻將走在懸崖邊上的中國挽救了回來，不僅沒有出現崩潰的情況，反而一躍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國，讓同陣營的國家直呼“這就是個奇跡”，也讓西方國家看了個“寂寞”。

那么鄧小平究竟用了什么方法，帶領中國從困境中走過來的呢？

1991年蘇聯解體，對于世界各國來說都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對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來說，少了一個“領頭羊”，對于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來說少了一個有力的對手，尤其是兩極冷戰格局的瓦解，使得不少國家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場和發展。

而蘇聯解體后，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便成了中國，彼時我國的國力羸弱，因此不少國家已經做好了看我笑話的準備，甚至有人斷言：不出幾年，中國一定會走上蘇聯的老路，就算不會四分五裂，政權也會在搖搖欲墜中徹底瓦解。

沒有了毛主席的中國，究竟能撐到何時？

但是戈爾巴喬夫曾說：“蘇聯之所以走向解體，是因為沒有一個鄧小平。”

在這關鍵時刻，一年前就已經辭去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的鄧小平重新站出來，以年邁之軀重新撐起了中國的改革發展之路。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親自走過了武昌、深圳、珠海等地，針對國內外局勢，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中發表的重要講話，明確點出了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并且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重新定義了中國的發展方向。

對于中國的未來，鄧小平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杞人憂天，反而頗有種迎難而上的感覺。

面對鄧小平的心態，有人感到疑惑，中國幾乎到了生死攸關的關頭，為何這位老人還是這么坦然呢？

實際上，早在十幾年前，鄧小平就已經看到了蘇聯內部存在的問題，并且為解決這樣的問題思考了許久。

蘇聯解體的原因不僅僅是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爭斗的結果，很大程度上還有其內部的原因。

“斯大林模式”實際上是一種權利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這樣的模式短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蘇聯的發展，可是卻并沒有顯示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足夠的優越性。

隨著蘇聯的發展，人們的需求日益增高，在精神上的需求也越來越多，然而蘇聯的發展模式并沒有提供給民眾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甚至出現了倒退的情況，這樣的狀況使得蘇聯的民眾們怨聲載道，盡管此時的蘇聯看上去依舊如日中天，但實際上卻為蘇聯的解體埋下了伏筆。

其次，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制度并沒有對已經千瘡百孔的蘇聯起到任何積極的作用，反而將蘇聯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從勃列日涅夫統治后期就出現的特權階層，在這樣的制度下愈演愈烈，“貴族”之間的聯姻、層層相護，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導致蘇聯政府逐漸遠離了群眾，加劇了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矛盾。

不少民眾曾走上街頭，反對這種特權階層的產生，但是這樣的做法無疑加劇了雙方之間的矛盾。

后來上任的兩位領導人還沒來得及改善這樣的矛盾，就先后因病逝世了，戈爾巴喬夫這才登上了蘇聯領導人的位置。

可是戈爾巴喬夫沒有抓住國內的主要矛盾，推行了錯誤的改革方針，導致矛盾加劇。

同時總統制的做法削弱了蘇共對于國家和軍隊的領導權力，葉利欽借機成為了俄羅斯的總統，對蘇聯的思想路線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此時的戈爾巴喬夫再想挽救即將崩潰的蘇聯是十分困難的事情。

除此之外，嚴重的軍備競賽對蘇聯的經濟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此前阿富汗戰場俄形勢也對蘇聯產生了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

這也就造成了蘇聯內部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不同的領導人對重工業或者是農業極端的追求，蘇聯無法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導致無論是解決民眾矛盾還是恢復經濟發展都難如登天。

與此同時，外界的干擾，西方國家的插手進一步推動了蘇聯矛盾的加劇，導致蘇聯走向了解體。

所以鄧小平早就已經看出來了問題的根源所在，并開始考慮如何規避這些問題的出現。

1980年，在蘇聯國內逐步走向混亂的時候，鄧小平為穩定國內的情緒，就發表了重要的講話，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明確指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原則，這是當時中國保證穩定的基礎。

對外，鄧小平強調在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我國的原則上，積極建立外交關系，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地位，同時建立完善的經濟貿易體系，提升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穩定性，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鄧小平說：我們應當堅持的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結盟，不拉幫結派，來者是客，我們反對霸權，也反對侵略，我們也將為建立一個良好、可循環、和平的國際社會做出努力。

這是鄧小平為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做出的改變，這個政策的提出也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存土壤。

一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之際，我國的改革開放體制基本上已經成熟，但是此時改革開放又遇到了一個新的瓶頸，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適應當下的發展了，甚至成了一個“阻礙”。

我國究竟要何去何從？成了以及亟待解決的問題。

鄧小平此時又不慌不忙地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現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的時候，鄧小平就已經指出：市場經濟并不是只存在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同樣可以存在。

不少人將鄧小平的想法理解為，想要走資本主義的路線，對此鄧小平表示：要進行經濟改革，我們可以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結合市場經濟的優勢，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盡管許多人對此并不認可，但是鄧小平依舊力排眾議，開始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事實證明，在當時的背景下，鄧小平的這個決策，十分具有遠見卓識，不僅成功的挽救了中國的經濟形勢，還使中國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向現代化發展邁開了步伐。

為了明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方向，鄧小平特意在1992年年初之時，開啟了一趟南方之行，他走過深圳、廣州等地，沒經過一片地區，就能安定民心，讓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經驗，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推行。

這次二十多天的南方之行，讓人們對中國的未來樹立了更多的信心。

在這一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他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概念，并且明確了當下中國應該做的事情。

面對人們提出的質疑，鄧小平也是毫不客氣地表示：“誰反對就讓他去睡覺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將推翻原有的經濟制度，也并不是走資本主義的路線，而是在原來的制度上進行改進，這兩者是可以分開談的，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堅定社會主義路線不動搖，”

歷經南方之行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鄧小平的政策表示支持，畢竟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幾年的時間，市場經濟的模式推廣的較為廣泛的地區，已經起到了初步的成效，尤其是一些南方城市，經濟發展已經開始逐步走向了正軌，同時一只腳也已經邁向了現代化的門檻。

因此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也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開，盡管仍舊有人質疑，可是不得不承認，這步“險棋”救了中國，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避免了中國落入和蘇聯一樣的困境。

后來有人問戈爾巴喬夫對蘇聯的解體有什么看法的時候，戈爾巴喬夫也表示：“蘇聯缺少一個像鄧小平一樣的人。”

盡管戈爾巴喬夫對于經濟和政治的敏感度一直為人詬病，但是這句話足以證明，他對于鄧小平的能力是認可的，同樣也承認正是在鄧小平的帶領下，中國才走過了那段艱難的時期。

得益于鄧小平對于經濟制度改革的宏偉藍圖，整個國家的發展也逐漸走向了正軌。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不少期待著中國經濟崩潰的場景并沒有出現，就連西方國家也對此感到驚訝不已。

事實證明，鄧小平的決策是正確的，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條件下，外資的引入極大地調動了市場生產的活力，將經濟的流動性調配起來，極大地為市場帶來了新鮮血液，拜托了經濟發展的困境。

僅僅幾十年時間，我國的經濟發展建設就已經逐漸趕超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連一向不可一世的美國，也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

這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在這場變革中國，蘇聯走向了滅亡，而中國卻走向了成功，足以證明一成不變并不是一件好事，適當的變化、推動，才能帶領一個國家走上新的征程。

如今蘇聯解體后大大小小的15個國家也開始尋求新的發展方向，俄羅斯在嘗試過“休克療法”之后，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開始嘗試走上了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如今的國力雖然比不上蘇聯的強盛時期，但是對于俄羅斯來說也算是逐漸恢復了正常的發展。

事實證明，鄧小平曾經在南方之行，對新中國乃至全世界，產生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