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就一直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壓迫，西方世界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評價一般都是負面的，消極的。道理很簡單，社會實踐決定社會意識。

抗日戰爭以前，在列強發動的歷次侵華戰爭中，中國均以失敗告終。鴉片戰爭中，英軍不足2萬，清政府調集近20萬大軍，結果戰敗投降，割地賠款，開啟了中華民族百年的屈辱史。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2萬余人縱橫華北，占領京城，火燒圓明園，迫使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使列強的殖民勢力全面入侵中國沿海地區。

甲午戰爭中，中國在總體實力占優的情況被日本擊敗，賠款2億多兩白銀，帝國主義更是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1900年庚子國難，北京再次被列強占領，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賠款本息合計10億兩白銀，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正式形成。

美國人M.G馬森在其著作中寫道：

“在歐洲人還處于文明初始階段前的很長時間里，中國人就用一種簡單的方式擁有了諸如羅盤針、印刷術和火藥等幾種偉大的發明。但是，在歐洲人看來，中國人從來沒有有效地使用過它們。...西方人似乎瞧不起中國人把火藥僅僅用于做焰火玩。....許多 歐洲人把中國看成是保守的、僵化的、落伍了的民族。”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對外來侵略民族戰爭的完全勝利，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美、英、蘇等國聯合對日作戰所取得的共同勝利，導致日本戰敗的直接原因，是蘇聯對日作戰和美國在日本投擲兩顆原子彈。

日本投降時，在中國的侵華日軍還保持進攻的作戰態勢，中國軍隊無論是國民黨軍還是中共武裝都沒能攻占日軍駐防的大城市和主要據點。

日本人在戰后普遍認為是美國人打敗了他們，而并不認為是中國人打敗了他們。

在兩國綜合國力如此懸殊的情況下，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動用了其陸軍三分之一，海軍二分之一，空軍五分之一的兵力以及除原子彈外的所有現代化武器。

但卻被志愿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七線”附近，最后勉強將戰線維持在“三八線”附近，這對美國來講是一次徹底的失敗。

“聯合國軍”第2任司令官李奇微在其回憶錄中承認：

“中國的參戰迫使我們對目標進行修改，以致到最后我們再次決定，只要能使南朝鮮保持獨立，不受蘇聯勢力的控制就算達到了目的。”

“聯合國軍”第三任司令官克拉克將軍，也承認自己是歷史上第一個沒有簽訂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美陸軍司令官。

美國人沃爾特·G赫姆斯所著的美國官方戰史《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這樣評價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獲得的勝利：

“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中國已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貝文.亞歷山大所著的《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一美國人的反思》也承認：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如果說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新中國的成功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那么，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則標志著新中國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地位的確立，使中國人民在國際上站穩了腳跟，不僅挺直了腰，還挺起了胸。

彭德懷在1953年9月，在報告中精辟概括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中國與西方關系的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雄辯的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在東方的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今天的任何的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它雄辯的證明，一個覺醒了的，敢為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斗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國真正成為了世界政治五大國之一的開端。

1954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這與國民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名義上的“四大盟國”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1955 年，新中國又受邀參加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同年，中美兩國于華沙正式開始大使級會談，為中美關系正常化拉開了序幕。這些都與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直接相關。

抗美援朝戰爭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陣營重大打擊，使其不得不在亞洲乃至國際事務中重視新中國的存在，考慮新中國的意見。

1965年美國涉足越南戰爭，其地面部隊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度線向北進攻，這就是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表現帶給美國政府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