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3歲的陳清泰向組織再三申請，離開學習、工作13年的清華大學，深入大山，扎根湖北十堰第二汽車制造廠，自此開始以不同角色和身份親歷我國企業改革全過程。

陳清泰歷任二汽工程師、產品設計處處長、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總廠廠長等職，1992年調任國務院經貿辦副主任，1993年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后任黨組副書記，1998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2004年卸任。他是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在二汽，陳清泰推動二汽向經營開發型企業轉型，壯大內涵發展，構造經營開發型的組織管理體制和機制，為國家制定和完善企業改革政策探路。在國家經貿委，他主持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調研課題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的過程，為后來企業改革打下堅實基礎。在國研中心，他負責產業發展與企業改革的政策研究工作，多次為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建言獻策。

近日，凝聚著這位老人畢身改革精力的《陳清泰文集》，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文集收錄了陳清泰在1970年以來的文章以及回憶文稿，側面勾勒出四十年來企業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足跡。他將文集稿費全部捐出，用于企業改革政策研究史庫開展研究工作，資助企業改革政策歷史研究和企業改革調查研究。

出生于1937年的陳清泰，雖已86歲高齡，但對40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記憶猶新，對當下新事物也異常敏銳。“我的職業生涯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段在國企，一段在政府。無論在哪個階段，主要工作是圍繞企業與企業改革進行的。可以說，國企改革之路也是我大部分的人生之路。”陳清泰在接受“政事兒”專訪時說。

陳清泰

談文集出版

“是一個個體見證改革開放40年最珍貴的歷史底稿”

政事兒：這套文集時間跨度達40多年。可以談談出版過程嗎？

陳清泰：改革開放這40多年，我始終站在改革第一線，或者是關注著改革第一線。

1964年，我從清華大學畢業，服從分配留校任教，但一直希望能到汽車廠工作。1970年進入二汽后，我開始產品設計和實驗工作。進入總廠管理崗后，我又以較大精力研究和推進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在二汽，我從工程師做到二汽總廠總工程師、廠長，歷時22年。1992年調任國家經貿辦、經貿委任副主任，主管企業工作和企業改革。1998年以后，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全國政協工作期間，也以較大精力研究企業改革。

因此，我的職業生涯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段在國企，一段在政府。無論在哪個階段，主要工作是圍繞企業與企業改革。這期間，我參與了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增長方式轉型，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以及民營經濟與中小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等，還參與了中央和國務院部分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可以說，國企改革之路也是我大部分的人生之路。

這一過程我留下了不少文稿，其中有工作文稿、調研報告、講話稿，還有公開發表的文章。退休后這些年，我有了時間，就把這些翻了出來。我想，這些文稿某種意義是一個個體見證改革開放40年最珍貴的歷史底稿，對后人研究國企改革史可能會有一點幫助，產生溫故而知新的效果。

我國改革是漸進式的，40多年改革的方案、政策、路徑也是見仁見智。隨著改革實踐迅速推進，文集中難免有觀點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在今天看來可能不那么正確的觀點。但我在對收錄的文稿進行校閱和訂正時，沒有按今天的觀點修改原文和內容，只是按照時間順序，“原汁原味”地保留入冊，使之作為一份歷史資料保留下來。

談二汽的改革實踐

“不僅使二汽‘起死回生’得以長足發展，也為國家制定和完善企業改革政策提供先行先試寶貴經驗”

政事兒：你將二汽的22年稱為“企改探路”。作為大型國企，二汽經歷了哪些改革實踐？

陳清泰：1970年，經過我再三申請，終于來到二汽工作。二汽是國家“大三線建設”重點項目，1969年在湖北十堰開始投入建設。當時，國家計劃是生產兩噸半的軍用越野車、五噸卡車、三噸半的軍用越野車三個車型，總規模年產10萬輛，計劃總投資16.7億元。到1978年，總計投入14.6億元。但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國家經濟已到谷底，無力再給二汽投資，打算把二汽列為“停緩建”項目。

然而，一旦停下來，二汽這個“半拉子工程”怎么辦？那時，在十堰聚集了二汽36個專業生產廠，約七萬名職工，加上家屬14萬人，還有幾萬人的施工隊伍。工程下馬，這么多人怎么辦？當時二汽處在“給把勁可能上去、搞不好就會垮掉”的境地。另外，還有一個嚴峻問題：中國自主汽車工業的路下一步到底怎么走？

當時還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沒有國家計劃企業什么也干不成；即便按國家計劃生產了車也要以計劃價由國家調撥，企業的利潤十分有限，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沒有施展的空間。于是，二汽領導班子請求國家在給二汽下達指令性計劃同時，也給部分“指導性計劃”。前者完全按計劃走，指導性計劃按指導性價格購買材料，生產出的產品由企業自銷，利潤留成作為自有資金完成二汽后續建設。我們把這叫作“自籌資金，量入為出，續建二汽”。1980年，國家批準了這個方案，二汽從“停緩建”名單中摘除了。1981年，二汽成立了東風汽車工業聯營公司，在全國率先發展橫向經濟聯合。

1982年10月，萬里同志到二汽視察。他說，二汽可以學習首鋼搞承包。在萬里同志推動下，國家很快就批下來了。我們保證首先完成國家調撥計劃，完成利潤遞增上繳，政府就放了心；再支持二汽一部分自產自銷，以企業留利完成建設任務，國家也減輕了負擔。這個方案保障了國家收入，二汽也獲得了自主發展余地，兩者都欣然接受。二汽之所以能“活”下來，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條。

1982年11月，姚依林同志到二汽視察。我們就發展需要，請求國家批準二汽有自營進出口權。他回北京之后，反復跟有關方面討論，較快地批準二汽建立東風汽車進出口公司，這在全國企業可能是最早一個，我們獲得了國際化的起點。

1982年，我擔任二汽總工程師，二汽中長期發展問題成了我關注的重點。這時我就非常關注中央就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出臺的政策措施，希望從中發現可以利用的機會。這一年中央為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管得過死的弊端，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我很快組織一些人員開展研究，要把那時市場經濟可用的政策和辦法弄清楚、用活用足，增強二汽的發展能力。為此我還撰寫了兩篇文章《結束汽車產品的幾十年一貫制》和《把二汽建成經營開發型企業》。表達的是二汽要吸取一汽老大哥的經驗，一個產品幾十年沒有改進；二汽要生產，更要去“經營”；要做好今天，還要準備好明天。我前任總工程師孟少農是我國汽車行業唯一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是汽車行業的資深專家，對問題看得比較深遠；黃正夏廠長是一個改革精神比較強，具有前瞻性的領導。1982年，在資金還很困難的時候，廠里決定建立教育培訓中心、技術開發中心和技術裝備中心，二汽就是要以三大中心的實力保證二汽發展的后勁。

1984年8月9日，陳清泰（中）與孟少農（右）一起調研。（受訪者供圖）

政事兒：你接任二汽廠長時，二汽主要面臨哪些發展難題？是如何突破的？

陳清泰：1984年8月，我接任廠長。建設時期，經饒斌和黃正夏兩任廠長，用十五六年時間為二汽打下來很好的基礎。我接手時，10萬輛建設任務即將完成，二汽正由建設期走向發展期。

此時，國家由計劃經濟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也在變化；二汽承包后有了自主權、自主錢，發展空間在迅速擴大。二汽的經營理念、管理手段、運作方式，必須隨形勢發展而轉變，由一個國有工廠轉成一個現代公司是必然選擇。總結二汽改革實踐的經驗，我提出要抓住“三大法寶”，用好三大中心，壯大內涵發展能力。

第一就是“靈活經營”，凡是計劃商品經濟允許的經營方式都要用好、用活、用足。第二是“挖掘金山”。二汽通過引進新技術和現代化管理提高生產率，用先進管理的眼光看各生產環節，可以說二汽埋藏著一個巨大“金礦”，要用技術和管理這兩把“利斧”把“金礦”挖出來，走內涵發展之路。第三是“橫向經濟聯合”，這集中體現在東風汽車工業聯營公司。聯營公司以二汽為核心，以東風系列產品為主業，以多種形式集群式發展，推進專業化分工，組織專業化生產，實現優勢互補，促進中國汽車工業的結構優化，實現雙贏和多贏。

過去，“分層經營承包”可以調動專業廠積極性，但我明白，由工廠制向公司制轉型是唯一出路，隨即我們按照“三層次”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重新劃分集權和分權的邊界，使權力和責任對等，從體制機制上確保每個層級的努力都有助于公司效益最大化和公司目標的實現。

這些改革探索，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激發了企業活力，提升了經濟效益，增強了產品市場競爭力，為企業后續改革發展奠定基礎。通過改革，二汽把握住了“企改探路”的歷史機遇，不僅“起死回生”得以長足發展，也為國家制定和完善企業改革政策提供了先行先試寶貴經驗。

1991年，朱镕基同志到二汽考察后，決定讓我到國務院經貿辦工作。當時，我有些猶豫，因為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等很多工作還沒有結束，我不太愿意放下，但最后還是服從大局，1992年9月到了北京。

1984年10月5日，陳清泰在二汽襄樊基地奠基儀式上講話。（受訪者供圖）

談現代企業制度建立

“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公報，我長舒了一口氣”

政事兒：到國務院經貿辦后接到的首要任務是什么？

陳清泰：1992年9月，我任國務院經貿辦（后改為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由企業管理者轉變為政府官員，身處管理國民經濟和協調國家日常經濟工作的綜合部門，我主要還是以分管企業和企業改革工作為主。有了大型國企管理經歷，對這方面的工作并沒有感到不適應。相反，考慮問題時能從實際出發，比較接地氣，工作算得上得心應手。上任后的首要的任務是研究貫徹《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把社會主義姓“資”姓“社”和市場同計劃的關系講透了，這是中國改革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為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奠定了基礎。同年10月，十四大召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十四大之后，中央立即著手研究如何通過一系列理論政策的突破和戰略部署，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落地，這就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完成的任務。

1993年6月，為給起草《決定》打好基礎，中財辦召集會議，部署16個調研課題。其中，由我牽頭組織“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調研。1993年8月，調研組修改完成《現代企業制度調研報告》第三稿，就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的、制度要點、實施步驟等提出基本思路和框架，并向中央《決定》起草小組做了匯報，又征求意見、專題討論，相繼完成第四、第五稿。1993年9月，我代表調研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做專題匯報。

調研報告提出，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建立以企業法人制度為核心、“投資者所有權與企業法人經營權分離”，以公司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主要內容有五個方面，可簡要概括為“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有效制衡”。據此，在公有制、國有經濟占有較大份額的情況下構造出千萬個獨立的市場主體。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公有制為主體”與市場經濟的接軌，在財稅、金融等領域體制改革形成市場經濟宏觀體制框架的同時，構造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微觀主體，從而實現兩者相呼應，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

匯報會后，調研組按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精神對調研報告又做了修改，八易其稿，最終完成報告。當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幾乎全部吸收了《現代企業制度調研報告》的基本觀點，并開創性地提出：“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決定》的出臺構建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設施”，使我們感受到中央對于深化企業改革的決心和魄力。看了十四屆三中全會公報，我長舒了一口氣。

進入90年代，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隨著財政、稅收、計劃、外匯、外貿體制的改革的進展和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型的推進，此前以承包制、“一廠一策”為主的搞好企業的辦法已經失去了制度基礎和現實可行性。必須更多地用符合市場經濟的思路和辦法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這就使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成了解決國企歷史遺留問題、建立企業市場化發展新機制和基礎設施的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其中包括增資減債、解脫企業辦社會職能、減員增效、兼并、破產——構建勞動力市場和失業、養老社會保障體制等等。

陳清泰

談民營經濟發展

“要把法律范圍之內的各種資本充分調動起來，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政事兒：你一直關注民營經濟，請回顧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陳清泰：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黨的十八大又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指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可以說，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

我印象很深的是2003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我參與了文件起草過程。《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講到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提出“非禁即入”的原則，即“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從原則上講，凡是法律范圍內的合法資本，都是黨和政府可調動的積極力量，要充分發揮合法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正能量，把經濟蛋糕做到最大，讓人們分享更多的紅利。

政事兒：進入新發展階段，你認為民營經濟發展面臨哪些新形勢？

陳清泰：如果說，過去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是投資驅動，國有企業起了很大作用，為工業化打下堅實基礎；現在進入了創新驅動新發展階段，創新主體是分散的，民營中小企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創新是試錯的過程。大企業失敗成本高，要考慮成功率。從世界范圍看，創新最活躍的群體是民營中小企業，其創新成本低、失敗成本也低，是最敢于冒險創新的群體。但弱點是中小微企業缺乏產業化能力，這需要大企業接盤。

其實，國有大企業所需的技術，并非都得“自主開發”，有些可以通過市場購買獲得，這既可降低生產成本，也可降低風險。大企業不可或缺的作用就是技術集成。因此，創新型國家既要解決產學研結合問題，還要解決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融合發展的問題，從而構成更加有效的“創新鏈”。

這兩年，我明顯感覺到民營企業壓力很大，一些對民營經濟不友好的輿論，譬如非公有制經濟姓“資”還是姓“社”、民營企業家是“剝削者”還是建設者等等，吸引了大量不必要的注意力。

還是要始終牢記“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法律范圍之內的各種資本充分調動起來，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消除所有制鴻溝，把國家經濟總量做到最大，以此來造福社會。特別是到“中等收入陷阱”發展階段，就更應該鼓勵創業創新，給企業創造優良的發展環境和輿論環境。

政事兒：你認為政商關系的關鍵是什么？

陳清泰：企業是市場上一個個的獨立主體。市場監督是必要的，但必須按照有關法律進行，超出法律范圍的干預都是不應該的。要按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放松不必要的管制，使全國形成活躍的創新氛圍。企業只要是依法經營、照章納稅，進行創業投資，都應該受到保護。

新技術、新興產業興起時，很多人想早點進入分一杯羹，這很正常，會出現所謂的“一哄而上”或“一哄而進”。這時，行政干預要減到最低限度。某種意義來說，這些入場者是拿著自己的真金白銀參與試錯。更多人參與，其實會縮短試錯過程，分散了試錯成本，這是有益的。實際上最終絕大多數會被淘汰，但不應不給他們機會。還是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給市場充分自由。

我舉個例子。電動汽車開始發展時，大家一哄而上，有聲音認為這不得了了，需要嚴管。但發展到一定階段，一些企業就陸續退出了，并沒有制造什么麻煩。實際上，這些早期進入者對電動汽車創新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較早提出汽車網聯化、智能化發展，與這批早期進入者有很大關系。即便后來失敗退場，這些企業是有貢獻的。這就是創新發展。

我國已經進入創新驅動發展階段，創新發展與投資驅動發展所要求的環境條件完全不同。我們需要研究創新發展需要的環境條件、創造創新驅動的環境條件。現在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深圳等地已經形成濃厚的你爭我趕的創新氛圍，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也已比較健全。

談平臺經濟

“是一次新的商業模式革命”

政事兒：你怎么看平臺經濟的發展？

陳清泰：平臺經濟是一次新的商業模式革命。未來，平臺經濟有望以更大的程度取代傳統商業模式，成為交易方式的主體。這是歷史性的巨大變革，是向數字經濟邁出的重要一步。

但目前平臺經濟還具有探索性，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政府部門應該和這些企業一起發力，既要研判平臺公司發展帶來的風險，也必須防止自身監管不利或不當導致的負效應，出了問題要一起研究解決，這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

人們常說，創新是試錯的過程。在投資驅動傳統發展階段，可能不會有這些問題。到了創新驅動發展階段，政府要對創新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和錯誤有一定容忍度。出現問題，要政企合作，通過善意的溝通交流，找到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案，而不能用傳統眼光看待新發展階段出現的新問題。

政事兒：談到平臺經濟，你體驗最多的是什么？

陳清泰：滴滴打車。我進入85歲，就不開車了，出行就靠滴滴。在這過程中我也理解了為什么一些人有車不開就用滴滴，因為太方便了。

滴滴打車歷史性地改變了人們出行方式，使一部分人降低買車欲望，另外一部分人降低開車欲望，這對解決交通擁堵難題是一次很重要，也很有意義的探索。比如我走出家門呼叫滴滴，一般3到4分鐘車就來接我了，到地方后我下車就走，也用不找停車場，價錢也能承受。這大大降低了我的開車欲望。同時，滴滴打車還帶動了大量的社會就業。共享出行的社會價值，我們要進一步觀察。

談改革感悟

“45年的改革開放是非常成功的，非常了不起”

政事兒：今年是改革開放45周年，你有哪些改革感悟？

陳清泰：我認為45年的改革開放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由一個傳統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轉向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正在變得更強大，中等收入階層逐漸壯大，這些都非常了不起。從1992年到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歷經30年，我們較好實現了改革目標，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如果沒有30年前的改革轉型，也就不會有今天。當然，改革本身帶有探索性，有曲折也是正常的。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必須要把改革開放堅持下去。

政事兒：你一生經歷多個工作崗位，有遺憾嗎？

陳清泰：我這一輩子去的崗位不多，每次都是服從組織安排，只有一個是我自己要求的，就是1970年我從清華大學要求請調二汽。我很幸運，組織安排的幾個崗位前后銜接得非常好。

我在職時與很多人有很多聯系，離任后幾乎全斷了，很多人可能認為我沒有人情味，我自己也感覺對不起大家。做事我總希望有章程、不盲從，絕不愿意拉拉扯扯；有時我可以不說話，但絕不說違心話。考慮問題我總想把問題搞清楚，不能沒想清楚就哇哩哇啦。我待人處事比較溫和，我愿意傾聽大家的意見，尊重他人；但我認定的一些觀點看法卻比較堅持；我一生公私分明，心里很坦蕩，一生就這么過來了。我很幸運，沒有留下太多遺憾。

政事兒：調查研究貫穿你的工作始終。你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嗎？

陳清泰：調查研究確是我這一生中花了很大力氣做的事情，我也很有興趣。調研中，我增長了知識、了解了情況，使我發言講話、做事都有物所指，而不是唱空調。我在基層干過，能真正了解基層對政策的感知到底是什么樣的。我非常反感一些政府官員對基層情況不了解，到了下邊就指三道四、指手畫腳。我們要對基層有一種基本的尊重和敬畏，聽他們的“匯報”，跟他們一起討論問題，研討解決方案。做調查研究要謙虛，既要多聽意見，還要善于思考。有時候聽了一面之詞還不夠，面對新事物、新問題，要有求知欲望，刨根問底，把問題了解透徹，再經梳理、分析、思考，形成有價值的觀點和建議，為政府決策做參考。

我做的調研，有的是命題作文，有的是自我發現的，帶著問題去聽當事人意見，最后做結論時要非常慎重。很多調研報告得到中央領導批示，成為政府決策的參考依據。決策層有需求，調研者深入一線直面問題，雙向互動產生共識，這樣的調研才有價值。

“政事兒”（xjbzse）撰稿、攝影/ 何強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