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敦煌，只是中國甘肅省的一個縣級市，既不能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國內大城市相比，更不能與倫敦、巴黎、東京等國際大都市并論。但世界上沒有北京學、上海學、倫敦學、巴黎學等，而敦煌學卻是國際知名的顯學（著名的學說、學派）。為何敦煌如此特殊，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呢？

敦煌的顯赫主要來自地理位置。漢唐時期，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是東西方文明交匯的樞紐。在漢唐的千余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在西北，對外交往的通道主要靠駝隊踩出來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時期，霍去病擊敗匈奴、張騫出使西域，漢王朝在河西走廊一帶開始長期經營，設“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敦煌郡當時統轄著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與龍勒六縣，包括今敦煌市、瓜州縣、玉門市和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的部分地區。

在設置郡縣的同時，漢王朝為了防御匈奴侵擾、保證這個地區的安全、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在今蘭州西的永登到新疆羅布泊（又稱蒲昌海）的漫長道路上又修筑了長城。

長城在漢代稱為“塞”，由每隔5公里左右的城堡連接。城堡里設有警報的“烽火臺”，稱為“亭”或“燧”。隔若干個“燧”有一個較大的城，叫作“障”。“烽燧亭障”組成了長城的防御工事。為了能控制東來西往的商旅，漢王朝在敦煌的西邊又設置了玉門關和陽關，“西出陽關無故人”。

敦煌學之所以成為一門顯學，還和石窟有關。莫高窟位于敦煌市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東麓，從4世紀到14世紀，人們便在這里開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長1700余米的石窟群。現一般將莫高窟分為南北兩大區，共有735個洞窟。南區的492個洞窟，是禮佛活動的場所，現存彩塑2400多身，壁畫45000多平方米；北區的243個洞窟，主要是僧侶修行、居住的場所，里面沒有彩塑和壁畫遺存。

敦煌藝術是佛教藝術，佛教藝術源于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再傳入朝鮮、日本等地區。所以，敦煌石窟糅雜了印度、中亞藝術，而莫高窟更是建筑、壁畫、雕塑相結合的產物，從中可以挖掘出豐富的歷史信息。

道士王圓箓

王道士原名王圓箓，祖籍湖北麻城縣，約1850年出生在陜西，因家鄉連年災荒，流落于肅州（酒泉），期間當過兵勇，退伍后出家做了道士，道號法真，人稱王道士。王道士云游四海，途徑敦煌時，稱這里“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大約在1898年，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

莫高窟分為上寺、中寺、下寺，王道士住在最為荒涼的下寺。好在寺院香火一直沒斷，由附近百姓供養，但莫高窟畢竟年久失修，破舊不已，王道士不斷清理修整。他用化緣得來的錢把下寺三個洞窟修建了一座三層建筑。建筑的底層，王道士用作傳道的香堂，就是現在是敦煌編號的第16窟。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發現敦煌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是空的，找來一根粗棍，朝凸起的地方用力敲擊。敲了兩下竟然破壁，原來里面是個洞穴。王道士回到自己的洞窟，又取來蠟燭，借著燭光朝洞中張望，發現里面裝滿用白布包裹的卷子，十來個卷子一包，重重疊疊堆放著歷代的各式經卷、印本、畫幡和銅佛（就是現在第17號窟的藏經洞）。

中國史有個傳統，就是當代人基本不修史，多由后代去修前代的歷史。后世利用前代留存下來的官方實錄等各種檔案文獻，由史家對這些檔案文獻進行提煉、考釋，并根據官方的意識和史家個人的史德、史識進行取舍和分析。所以，越是久遠的、未經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獻，越具有學術價值。王道士發現的這個藏經洞，有中國中古時期的各類文獻6萬余卷。這些文獻以佛教典籍為主，此外，還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典籍，你說這個考古價值該是多少？

可問題是，王道士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低谷期，腐敗無能的滿清政權在內憂外患下茍延殘喘，隨著八國聯軍入侵，老佛爺逃出北京城，統治者保命都來不及，哪里顧得上保護什么文化？

敦煌“遺孤”

這些文物的價值到底有多大，王道士不清楚。于是，他徒步50里路，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知縣不學無術，把經文視作發黃的廢紙，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1902年，敦煌換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王道士又向汪宗翰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隊人馬，親臨莫高窟察看，順手揀走幾卷經文。臨別時扔下一句話：就地鎖存，由王圓箓看管。

汪宗瀚把拿走的寫卷和絹畫送給了甘肅學臺葉昌熾（相當于今天的省教育廳長）。葉學臺馬上意識到這些東西的價值，立即建議甘肅省局轉運省城保管，但眾人一合計，光運費就需五六千兩銀子，于是陜甘總督以經費緊張為由，拖而未辦。

兩次找知縣沒有結果，王道士仍不甘心。1906年11月13日，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一箱經卷，趕著毛驢行程800多里，奔赴肅州（酒泉），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不識貨，反而埋怨道士所送寫本的書法還不如自己。王道士只好沮喪而歸（在嘉峪關稅務司有一個比利時人，回國前去看望廷棟，廷棟以王道士所送的寫經數卷相贈）。

四處碰壁后，王道士的心態發生逆轉。1907年3月，英國探險家斯泰因來到敦煌，在師爺蔣孝琬的陪同下斯泰因見到了王道士。起初，斯坦因并沒有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但他給王道士編了一套他從印度來尋找唐僧遺典的謊話。從1907年5月23日下午開始，斯坦因用了6天時間，秘密地從藏經洞里挑選寫本和繪畫品，直到5月28日結束。最后，斯泰因以四塊馬蹄銀的代價，買下了六千卷，裝了24箱。

王道士賣經卷原因有三：他多年求助官方重視古籍，逐級上報卻無人過問，致使他心灰意冷；他已完成宏愿，清掃洞窟，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斯坦因說自己敬重玄奘，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如何翻山越嶺，歷經險阻來到此處。王道士感動壞了，于是同意將珍稀的文物低價轉賣（怕官府怪罪，只出售了部分）。

法國人保羅·伯希和，早年在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會即法蘭西遠東學院學習，曾多次奉命前往中國，為該學院購買中國古籍和文物。1905年伯希和被委任為法國中亞考察隊隊長，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率考察隊離開巴黎，由中亞進入新疆，先調查喀什三仙洞佛教石窟，然后沿絲路北道，1908年來到敦煌，慕名找到王道士，想得到洞中剩下的經卷。王道士見縣衙始終沒有回音，于是又賣了一部分經卷。

1909年，出于請教的目的，伯希和向羅振玉等中國學者展示了部分敦煌寫本，令中國學界震驚。羅振玉旋即建議清學部給陜甘總督毛慶蕃拍發電報（1909年10月5日），將洞中剩余文物悉數收購并解運北京。

毛慶蕃令廷棟行事，廷棟行文隸州知州侯葆文，侯葆文行文敦煌縣知縣陳澤藩。陳澤藩接到“指示”，這才會同王道士同去清點藏經洞。1910年5月，裝著剩余8000件經書共18只箱子，捆綁在6輛馬車上，開始東行。途中，不斷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事件。

王圓箓并非貪利之人，只是一個云游于敦煌、棲身于下寺的小道士（讓太上老君的弟子替釋迦牟尼效勞，其實與我何干？）。他沒有官府的一紙委任，也沒有拿官府的一文俸祿，一次次主動向官府報告，不能將其和那些監守自盜、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員歸為一類。王圓箓所賣卷和布施得來的費用，在殘破的佛像堆上建成了一座功德塔，取名“千佛塔”，并請廷棟撰文，并書寫敦煌千佛塔記。斯坦因來了，他還搬出賬本交待費用支出情況。 王道士吃虧就吃虧在文化少，他并不知道這些文物的價值，造成了歷史的遺憾，也是中華民族的憂傷。

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陳垣曾問胡適：“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即日本京都）呢，還在巴黎？”學者胡適一時也答不上來。日本的敦煌學研究和中國幾乎同時起步，但成績斐然，就連“敦煌學”這個詞，據記載，也是1925年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首次提出的：和中國學者相比，日本人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可以在世界各國搜集相關資料；和歐美學者相比，他們漢學水平較高，在閱讀漢語文獻方面毫無障礙。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學者們全力編寫的《敦煌資料》被日本學者池田溫比照原卷挑出300余處錯訛，有中國學者因此在課堂上落淚。1959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發表了小說作品《敦煌》，憑借這部作品他獲得文學大獎，隨著小說在世界各地的出版發行，一批又一批游人開始走上前往敦煌的旅程。這篇小說后來還拍成了電影。1979年，井上靖試圖前往中國敦煌，去膜拜那處古老的遺跡。而在得知申請可能不被批準后，竟然老淚縱橫，不惜在中方管理人員面前下跪請求通行……

日本為何癡迷于敦煌和敦煌學？學界普遍認可的原因是：為了尋根。莫高窟是中國的，但對日本人卻有另一層含義。日本在公元7世紀發生的大化改新，是一場中國化運動，改革的藍本即是唐朝文化。日本人對敦煌有種崇拜心理，他們信佛，對佛教藝術也很感興趣。

日本人對敦煌的膜拜之心，日本前首相竹下登的話有代表性：“我們日本人之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大陸敦煌學于1981年重新起步，時任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日本史專家吳廷璆教授，邀請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舉辦敦煌學講習班。吳廷璆介紹藤枝晃時，為突出日本和藤枝晃，改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此說法一出，學術界震驚。這句話雖是當時的事實，因為敦煌學在日本以及國外研究成果豐碩，尤其是他們將絲綢之路的研究結合在一起，詳細展現了當時絲路沿線文化的發展脈絡。

為此，1988年聽說藤枝晃又要來北京參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學術研討會，會長季羨林先生特別提出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口號，以打消中日兩國學者之間的隔閡，增進學術交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在國家動蕩的那些年代，中國敦煌學要么是依靠個人的愛國情懷守護，要么是憑借宗教信仰傳播。敦煌的價值在國內并沒有被合理對待，反而備受冷落。如今，敦煌變為一座旅游城市，莫高窟成為一個文化景點。

但是，還遠遠不夠。

對敦煌文化的認知，太浮于表面，很多游客即便親臨莫高窟窟洞內，面對一幕幕千年壁畫，耳中是導游的講解，但除了直觀的視覺沖擊，恐怕很難再有更深層的體會。

文物寶藏不是發現了、報道了、興奮了、擁有了，就滿足了。敦煌學的探索與研究，值得專業學者們全力以赴去發掘。敦煌學的傳承與傳播，需要我們每個人從浮躁的快餐文化中探出腦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那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的中心便也在中國了！”（來源：閑蛋黃2021百家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