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孔子30歲的時候，他創辦私學，招收來自天南海北的弟子，開始了他畢生最具成績的教學活動。以后，孔子終生樂此不疲，使自己成為春秋末期成就最卓著的教育家，他創立的儒家學派也成為中國歷史上與教育聯系最密切的一個學派。

在中國，從夏朝、商朝、西周到春秋長達1500年左右的歷史時期，國家實行的是“學在王官”的教育體制。政府設立貴族和平民兩種學校。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這種封閉的、由少數人壟斷的教育體制越來越不適應社會各階層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退修詩書

在周王室衰微，尤其是平王東遷以后，它已經無力維持自己龐大的官吏隊伍，王室的不少專職文化官員開始流落四方。他們輾轉來到諸侯國甚至蠻夷戎狄，使以前完全由王室控制的文化下移到地方乃至邊遠地區。

人才從周王室的外流，首先對于打破周王室對文化的壟斷起了積極作用，大大有利于文化的下移和傳播。其次，隨著民間對文化教育需求的增加，一些滅亡或衰落的諸侯國的文化教育官員也走向民間。為了謀生的需要，他們創辦私學，招收弟子，開啟了最初的私學教育。鄭析、少正卯、詹何、王駘等人，就是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不過，他們辦學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及孔子。

孔子創辦私學雖然不是最早的，但是，由于他創辦的私學規模大，持續的時間長，培養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學生，特別是因為他在辦學方針、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等方面大膽創新，在中國教育史上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所以影響巨大而深遠，被后世視為中國古代教育事業的祖師。

適衛擊磬

孔子辦學的基本方針是“有教無類”。中心意思就是招生對象不分貧富貴賤和民族國別，什么人都可以入學就讀。這個方針，在春秋時期具有特別重大的積極意義。因為它適應了此一時期文化下移的時代潮流，打破了以前奴隸制體制下貴族教育制度在出身、國別、族別等諸多方面的限制，迎合了廣大富裕平民和被解放了奴隸渴求教育的愿望，因而受到普遍的歡迎。

孔子很直白地說，不管什么人，只要交上“束修”即學費十條干肉，我就招收他做弟子，進行教育。這表明，孔子決心打破貴族對教育的壟斷，給所有人自愿接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明確地把教師作為一種謀生的職業了。

孔子最早設立的學校在魯國國都的闕里，也就是今日曲阜孔子故居所在的地方。后來，因為入學者十分踴躍，原有的地方難以適應，就在今日孔廟的杏壇一帶修筑了新的教學場所。

孔子一生從事教育達40多年之久，據史料記載有弟子3000多人，其中才學出眾、品德優良者72人。他的學生遍布當時的許多諸侯國，里籍有確切記載的計有魯國、衛國、齊國、秦國、陳國、宋國、晉國、楚國、吳國、蔡國等，另外還有不少人不明國籍。

至圣先賢半身像（顏回；孔子）

實際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都有學生不遠千里，登門求教。孔子的弟子可謂桃李遍天下。如此一來，過去貴族學校對學生國別、出身、貴賤等限制，在孔子創辦的學校里基本上被打破了。例如，就出身看，文獻記載的孔子弟子表明出身的共20多人，其中除孟懿子、南宮敬叔、司馬耕三人出身貴族，澹臺滅明出身士階層、子貢出身商人外，其余大都出身于平民家庭，甚至不乏冉伯牛、冉雍、冉求之類的“賤人”、子張之類的“鄙家”和子路之類的“卞之野人”，他們很有可能出身于獲得解放不久的奴隸之家。這一切說明，孔子的教育實踐是完全遵循了“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的。

孔子辦私學，特別注意在教學內容方面進行大膽改革和創新，除貴族和平民學校傳授的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的內容繼續講授外，還增加了不少新內容。孔子將其概括為文、行、忠、信四個方面。

退修詩書

文指文化課。孔子初期辦學，開設的主要課程是《詩》《書》《禮》《樂》等，加上晚年增開的《易》和《春秋》等課程，他的文化課教學的內容就發展為以后漢朝人概括的新六藝，即《詩》《書》《禮》《易》《樂》和《春秋》了。而這些課程恰恰是當時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被后世推尊為儒家思想的經典。

孔子的教學內容還有行、忠、信，這三者同屬行為教育的內容。行就是用所學的理論、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孔子經常說“聽其言而觀其行”，他對與理論背離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孔子的忠、信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是他倫理思想的重要范疇。不過，作為行為教育，它們主要指對所學理論原則的堅定信念和在實踐中持之以恒的執著精神，包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

子羔仁恕

除了符合時代需要、內容新穎的課程外，孔子在自己的教學活動中還逐漸總結出一套符合認識規律、行之有效的教學原則。作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即努力學習永不滿足，教誨別人，不知疲倦，平等熱情地對待所有的學生，對他們的學習狀態、品德修養，甚至個人生活都采取真誠關懷和認真負責的態度。

在學術問題上，他虛懷若谷，鼓勵自由討論，要求學生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當仁不讓于師”。他從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在他主持的學校里，充滿平等、和諧和活躍的空氣，孔子與自己的學生猶如水乳交融地融為一體。

孔子見老子畫像，清拓本。黃易刻跋

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孔子特別提倡和實行“因材施教”的原則。

在孔子那里，“因材施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是根據學生的資質、愛好搞定向培養。孔子了解自己每個弟子的秉性和特長。

他評論幾個學生說，子路辦事果斷，端木賜通達事理，冉求“多才多藝”，所以可以使他們揚長避短，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向最能發揮他們特長的方向發展。孔子評價說，子路這個人，千乘之國，可以使他掌管軍務；冉求這個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使他當總管；公西華這個人，可以讓他穿著朝服，做接待賓客的工作。但他們是否達到“仁”的境界，我還拿不準。在另一次談話中，孔子認定“雍也可使南面”，斷定這個弟子是做大官的料。正因為孔子根據學生的特長加意培養，所以他的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各具特色的優秀人才。

子路問津

第二，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和接受知識的能力，使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孔子在教學活動中，總是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循循善誘地引導他們發揮所長，彌補不足，使之逐步成熟起來。

孔子在教學實踐中還注意運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因為不論講授的內容是什么，啟發式的教學效果肯定優于注入式。孔子在談到他的教學方法時曾這樣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是，教育學生，不到他苦思冥想而仍然想不通的時候，不要去啟發開導他。比如一間房子，如果告訴他一個角落的樣子，而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個角落的樣子，我就不再教他了。

在教學活動中，孔子總是隨時隨地啟發弟子們自己動腦筋，獨立思考，同時又倡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互相詰難、互相啟發，以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孔子的教學活動還有一個很顯著的特色，就是他以社會為課堂，隨時隨地以遇到的事物為教學內容，而不僅僅局限于書本知識。

清圣廟祀典圖考至圣先師孔子像

他周游列國，遇到各種各樣的人和事，這些事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孔子總是遇事加以引申，誘導學生增長知識，領悟哲理。如《孔子家語》記載他帶學生參觀魯桓公廟時，就借宥坐之器對學生進行“謙受益，滿招損”的教育。

因為孔子的不少教學方法反映了人類認識和學習的一般規律，所以具有普遍意義，對后來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和深遠影響。

孔子30歲創辦私學，因為教學內容豐富而適用，教學方法新穎而靈活，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學子慕名前來就學。經他教育的學生在學業和品德上進步很快，終于引起了魯國貴族的注意和重視。

“三桓”之一的孟僖子曾在陪同魯昭公出使鄭國、楚國時連連失禮，因而對孔子的禮樂教育倍感興趣，認定孔子的學問對魯國貴族是有用的。他臨終前，特意對管家留下遺言，一是承認孔子的貴族家世，二是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孟懿子（仲孫何忌）與南宮敬叔送到孔子那里學禮。孟僖子死后，他的兩個兒子都遵囑到孔子門下學習，成為孔門中最早入學的兩位貴族公子。這一年，孔子34歲。

魯孔子廟碑

從17歲參加士宴被拒絕，到34歲受到魯國貴族的矚目，孔子17年的奮斗終于使上流社會承認了他的學識和價值。特別是貴族子弟自動登門就學，顯示了他的私學比貴族學校更有優越性、生命力和無量的前程。

孔子是中國創辦私學教育的翹楚。他創辦的私學在中國教育史和學術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他在實踐中摸索建立并逐漸完善的辦學原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給此后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教育事業打上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創立的儒家學派不僅對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起了“金雞一鳴天下曉”的啟迪作用，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尤其是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其他任何思想流派不可替代的作用。

夾谷會齊

由于孔子創辦私學，廣收門徒，不斷宣傳他的思想學說，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不僅魯國朝野對他投去尊仰的目光，其他諸侯國的國君和高官貴族也注意到他的存在，希望結識這位冉冉升起的文化新星。魯昭公二十年（前520年），齊景公攜晏嬰來魯國訪問，也找機會與孔子作了一次長談。他們在對話中特別談到對五霸之一秦穆公的評價：

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歲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秦穆公是秦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孔子給予他如此高的評價，說明孔子對春秋時期推動社會發展的大人物是持肯定態度的。

孔子一直關心和熱衷政治，希望通過從政實施自己的政治理想。不過，在他因辦學成功而聲名鵲起之時，并未急于進入仕途。這是因為魯國三桓崛起，不斷侵奪魯君的權力，而三桓內部，家臣侵權，上下相克，政治昏亂。孔子實在不愿去趟這一汪渾水。只是更加潛心教育，研究學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重，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本文來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子新傳》，因篇幅限制，有所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