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深圳鹽田港北山工業區的一幢普通的辦公大樓里，一家成立于2007年的公益性組織，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總數已經超過60篇，約占全國總數的1/4。在這些論文中，有的解決了當時德國大腸桿菌疫情，有的回答了袁隆平“畝產萬斤”水稻的“落穗”基因的問題……這就是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簡稱“華大基因”)。(中歐商業評論，2013/02)

這是華大基因的“工業+現代信息”大數據戰略的初試牛刀。借助大數據技術，他們成功地繪制出水稻，非典病毒，雞、豬和大熊貓等物種的基因圖譜;通過華大基因庫的數據分析，科學家們能夠對人群從出生到死亡的疾病預防和治療進行更為主動的干預，甚至有可能對宮頸癌、糖尿并乙肝等中國發病率比較高的“惡病”進行疫苗控制。

和其他率先應用大數據企業一樣，華大基因商業模式創新，受益于三大驅動力推動的大數據浪潮。一是個人全球化，計算技術和通信技術實現了信息、知識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全球化。二是記憶數字化，云計算等廉價、高效的存儲方式讓信息資源成為 “共享的社會記憶”。三是社會網絡資本化，社會網絡成為繼“人、流程和技術”之后重要的企業資源。

個人的全球化

華大基因數據庫對德國大腸桿菌和“畝產萬斤”水稻的貢獻，是因為其基因數據庫集納了全球的智慧，是個人全球化的一個表象。因為，個人全球化為大數據的涌現提供了社會驅動力。

從達·伽馬和哥倫布航海到1800年工業革命的世界探索，稱得上全球化1.0版。這是“國家”的全球化，依托的是遠洋船艦等技術。工業革命以來直至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之間的工業化貿易稱得上全球化2.0版，即“企業”的全球化。它的技術驅動力是鐵路火車、電報電話和電子計算機硬件，實現的是工業和企業資源的全球配置。而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及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將人類帶入全球化3.0版階段，即“個人”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