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外媒體報道，最近，隨著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的發展，考慮到未來或許自動駕駛汽車將代替我們做出生死抉擇，倫理學領域最為知名的思想實驗“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再次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然而許多無人駕駛的汽車專家認為，關于電車難題的討論是無稽之談。他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稱為聳人聽聞、毫不相干的。但很多自動駕駛技術專家的這種態度是不對的。由于自動駕駛汽車的到來，不可避免地我們需要回答電車難題。更重要的是，這個答案將深刻地重塑美國法律的作用方式。

電車難題假定了這樣一種情況：你站在天橋上。在你的腳下，一條鐵路軌道分叉成兩條線路。有5個人被綁在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壓到他們。幸運的是，你可以拉橋上的一個拉桿，讓電車開到另一條軌道上。然而問題在于，另一條鐵路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考慮以上狀況，你是否應拉桿？？

現在再考慮一下：你站在天橋上，看到有一臺剎車損壞的電車。在軌道前方，有五個正在工作的人，他們不曉得電車向他們沖來。一個體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邊，你發現他的巨大體形與重量，正好可以擋住電車，讓電車出軌，不致于撞上那五個工人。你是否應該動手，把這個很胖的路人從天橋上推落，以拯救那五個工人，還是應該坐視電車撞上那五個工人？

這里沒有標準答案。許多人說他們會抱著很多內疚去拉下拉桿，但是卻不見得會去推那個胖子。電車難題很難確定一個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的道德原則，也證明了人們會采取的方式各有不同。例如如果你的指導原則是盡量減少傷亡人數，那么把人推下橋和拉動拉桿并沒有任何區別。然而我們都會承認，把人推下橋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感覺更像是謀殺。這樣一來電車難題問題突然給我們帶來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雖然道德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原則，但我們的道德直覺卻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擾或控制。

不難看出路面情景中的相似之處。比如說，自動駕駛汽車或許為了避免發生車禍而沖入了人數眾多的咖啡館。但是很多專家很快指出，對于自動駕駛汽車來說電車問題的情況會很少見，因為自動駕駛技術要比任何人類司機都更安全。他們聲稱，因這種紅菊而阻礙技術的傳播看起來過于歇斯底里。

自動駕駛技術專家對于電車難題確有價值的，但它對汽車安全的狹隘關注忽視了更廣泛的問題：電車難題遍及美國判例。除特別事項外，民事陪審團最常見的作用是確定將成本和風險從一方轉移到另一方的被告行為是否是合理的。為了做出這些決定，陪審團通常根據指定的數學公式作為定則，，來平衡那些受到被告行為的影響，這恰恰就是電車難題的精髓所在。當然，你不需要成為一名閱讀定則并找出其中矛盾的律師：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一種普世價值觀插入定則來找到正確的答案，那么為什么我們還需要陪審團做什么呢？

事實是，定則在大多數時候為我們提供了可接受的答案。對于個體來說，有時會提供一個殘酷的答案。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并不總是堅持崇高原則。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基于陪審團的法律制度會找到一些回旋空間，并確定一個與公眾正義感相符的裁決。

然而，自動駕駛汽車并不存在回旋的余地。像任何電腦一樣，自動駕駛汽車在沒有指示的情況下會做任何事情。程序員也無法僅僅簡單地向機器給出大多數情況下的說明，對于那些邊緣情況完全不佳考慮。同時，在突發情況下自動駕駛汽車必須在幾分之一秒內作出決定，沒有任何機會將情況提交給外部的“人道陪審團”進行判斷。因此，自動駕駛汽車必須依賴自己做出判斷。

這樣以來，人們就不得不制定（或者至少在算法提出時接受）一個明確的規則，何時拉桿，何時推人，或者說何時沖入咖啡館。社會必須嚴肅看待電車難題，不僅是說解決電車難題之前不要讓自動駕駛汽車上路，而且是說自動駕駛汽車將迫使我們不得不解決電車難題。而具體解決方案體現的價值觀可能會被納入包括法律在內的重要規則之中。

但是我們又能依靠什么來審慎解決電車難題呢？有學者認為律師能夠解決這一問題。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整個職業歷史中，律師都在避免對疑難問題找到明確答案。律師甚至發明了一條格言來為自己的逃避賦予一種責任感：“難辦的案件容易引出壞法律，”（Hard cases make bad law）。實際上，關于律師將拯救我們的觀點具有逆向的因果關系：現行法律不會影響電車難題；相反，電車難題的影響及其解決方法將影響到法律。比如說，陪審團確定某人的行為是否合理。

希望第三方能夠來解決電車難題更為誘人。畢竟，親自找到一個解決方案總要面對一些不道德的事實，帶來負面的道德感受。想象一下，例如自動駕駛汽車遵循一個簡單的規則：盡可能減少傷亡人數。偶爾這個規則可能會產生令人反感的結果，比如說撞倒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的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而不是撞上四名橫穿馬路的人。那么這個規則可能會增加一個附帶條件：盡量減少傷亡事故，除非有一方讓自己處于危險之中。

但是，如果選擇是四個不守規則的男人和三個不守規則的母親，或者四個不受規則的母親，或者四個不受規則的女性呢？理智的人可能會綜合考慮這些情景中哪些結果可以被接受，從而努力尋求合理化的解決方案。難辦的案件并不會引出壞法律，它們只是會引出不好的法學家，不敢承認他們的推理往往是由自私，情感或社會壓力所決定。

盡管面臨這些挑戰，社會應該抵制外包被道德裹脅。如果電車難題的答案能夠反映或至少使人了解美國社區經驗，態度和意見的多樣性，那么每個人都參與到需求答案的這個過程至關重要。自動駕駛技術專家們可能會說，不必過分擔心電車難題，但他們忘記了重要的一點，自動駕駛汽車汽車首先也是汽車。即使你毫不關心自動駕駛汽車技術逇發展，也應該關心自己走在路上時自動駕駛汽車在哪。也就是說，我們都不能忽視自動駕駛汽車正在推動社會進行法律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