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克（法學博士，旅法媒體人）

如何防止公民德性滑向朽敗？

對馬克龍這種選戰手法的揣測（參見上篇），無疑符合一種厚黑學式“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認知。但馬基雅維利在思想史上的真正意義，一直是個聚訟紛紜的話題。保守主義、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等不同流派，各自提出對馬基雅維利的解讀和闡釋。其中尤其以《君主論》和《論李維》為二元框架，形成了闡釋馬基雅維利的某種內部張力，前者顯然更汲汲于意大利城邦間的爭斗權謀，后者則似乎更傾心于羅馬式共和的理想圖景。

嚴格來說，馬基雅維利既不是精英主義者（如大部分傳統觀點所言），也不是民主主義者（如麥考米克所言），他所真正看重的是民眾和貴族之間的沖突而對共和國造成的好處——“平民和羅馬元老院之間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國的自由與強大”（《論李維》，第4章）。他對民眾本身的“美德”并不抱期望，甚至不乏鄙夷之詞：人遠不是天使，他們忘恩負義、容易變心，是“偽裝者”和“冒牌貨”、逃避危難、追逐利益，他們會更容易忘記父親之死，卻不容易忘記奪財之恨。在他看來，民眾有兩個致命弱點：一是缺乏足夠的理解和判斷能力，容易為外表和眼前狀況所欺騙——“庸眾（vulgo）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而這個世界里盡是庸眾”（《君主論》，第18章）；二是缺乏統治和領導能力，容易變得一盤散沙。

劍橋學派代表人物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指出：馬基雅維利式的共和主義，其本質可以用兩個相關命題來概括：一、除非支持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否則任何城邦都不能實現偉大；二、除非堅持一種共和的憲政，否則任何城邦都不能支持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斯金納同樣承認，馬基雅維利的困境可以歸結為：“如何才能在天然缺乏德行的公民群體中培育出德行？如何防止他們滑向朽敗？如何強迫他們在足夠長的時期內保持對公共福祉的關心，以實現城邦的強盛？”事實上，這不僅是馬基雅維利面臨的困境，也是古今一切自由體制所面臨的困境。

2022年1月19日，法國斯特拉斯堡，法國總統馬克龍出席歐洲議會的會議。

在馬克龍的發言風波中，媒體普遍都將注意力放在emmerder這個用詞以及挑釁性的語氣上，卻往往忽視了另一句話——“一個不負責任的人，就不再是公民了”，這句話已經顯得如此老生常談，甚至被庸俗化誤讀為“不打疫苗就不是法國人”。但顯而易見，這里的“公民”不是指所有具有國籍的國民，而具有明顯的共和主義意涵，意指對維護和發展共同體負有責任、必要時作出貢獻和犧牲的成員。

從馬克龍的角度出發，他無疑希望將“支持政府防疫”和“展現公民精神”二者綁定在一起，畢竟這最有利于他的施政；但對于反對者來說，要論證“反對政府防疫”和“展現公民精神”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也同樣困難——尤其是當未接種者大量占據重癥病房床位、迫使醫院推遲甚至取消常規手術的時候。對此，部分法國醫護工作者憤而投書媒體，認為抗拒疫苗群體當然可以珍愛自己“免于接種疫苗”的自由，但同時也應簽下一份聲明，放棄同已接種疫苗但仍被感染的患者爭奪救助機會的權利。

在同一次發言中，馬克龍還發出另一句警示：“在民主體制下，最糟糕的敵人是謊言和愚蠢。”反對者無疑可以從“愚蠢”中解讀出又一重傲慢和蔑視。但顯而易見，此次新冠疫情成為“謊言”——假消息和陰謀論——大行其道的教科書式范本（甚至迫使巴斯德研究所正式發聲明辟謠）。但和網絡霸凌言論不同，圍繞疫情的假消息雖然同樣可以起到殺人的效果，因為在法國極易進入“言論治罪”的雷區，難以采取強硬懲處手段。但對于馬基雅維利來說，謠言對共和極有害處，必須嚴懲造謠者，而且這種對謠言的打擊，應當同公民保有指控權（放在當代法國背景下，例如在共和國法庭起訴總理和衛生部長防疫不力）形成平衡手段，共同維護共和體制下的自由。

為保衛共和而“衛生獨裁”？

自2017年上臺以來，馬克龍經常被批評是第五共和歷史上最年輕、卻最有威權氣質的“朱庇特式”總統。在強力推進退休制度等領域的各項改革并激起黃馬甲運動之后，新冠疫情又迫使當局采取封城禁足、健康通行證、醫護人員強制接種疫苗等措施，更加劇了對于“專權”的質疑聲。在蔓延歐美多國的反疫苗、反防疫抗議浪潮中，“衛生獨裁”（dictature sanitaire）成為似乎尤其適合法國的應景口號。

在古典語境中，“獨裁”并不是一個全然貶義的名稱。馬基雅維利為之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在這一點上，正如施特勞斯學派的曼斯菲爾德所指出的，他甚至突破了王政和共和的體制界限，將二者等量齊觀，所謂“君主”事實上是王政和共和制下的共同產物（因此《君主論》和《論李維》也并沒有看上去那么強的對立性）。馬基雅維利高度贊賞古羅馬獨裁官制度，認為這是應對緊急事態所絕對必須的機制——“我敢斷言，共和國在危難之際，若不能托庇于獨裁官或類似的權力之下以求自保，必毀于嚴重的事端。”而即便在一般意義上，“任何共和國或王國的創建，或拋開舊制的全盤改造，只能是一人所為，要不然它絕無可能秩序井然……因此，共和國的精明締造者，意欲增進共同福祉而非一己私利，不計個人存廢而為大家的祖國著想，就應當盡量大權獨攬。”（《論李維》，第1卷第9章）

一個看上去吊詭的悖論是，以“獨裁”應對非常危機，乃是為了保衛共和作為穩定體制存續下去。正如馬基雅維利在描述一個面臨圍攻局勢的城邦時所指出的：“一個強有力的果敢的君主，此時一方面要使臣民感到有希望，相信禍患不會長久下去，另一方面又要使他們對于敵人的殘酷感到恐懼，同時把自己認為過于莽撞的人們巧妙地控制起來”（《君主論》，第10章）。而新冠疫情作為一場圍城戰，事實上也不脫這三方面的框架：一要讓民眾保有希望，不至于因疫情導致士氣一蹶不振；二要反復強調疫情的嚴重性，不可掉以輕心；三要將那些“過于莽撞的人們”——抗拒接種者——以新冠通行證或疫苗通行證方式“巧妙地控制”起來。

在《君主論》關于“殘忍”與“仁慈”的討論中，馬基雅維利駁斥了道德論者的立論。后者鼓吹，仁慈的君主應當竭力避免懲罰措施，只有當罪行“一犯再犯、超出忍耐極限”時，而且在慎重和遲延之后，才會出此下策。但馬基雅維利認為，倘若君主一開始以仁慈自詡，其實是在放任混亂滋長，等到局勢不可收拾才訴諸于嚴刑峻法，這和一開始就雷厲風行地懲治首惡相比，究竟哪一種做法才算是對人民仁慈？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基雅維利引出了他最著名的論題之一：君主應當受人愛戴，還是被人畏懼？他認為，如果無法二者兼得的話，那么君主寧可被人畏懼，也要好過受人愛戴。

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有、民治、民享”政體中，真正意義上“被人畏懼的君主”宛如昨日絕響。但即便是民選領導人，個人氣質和執政風格仍然明顯分殊。以法國為例，右翼的戴高樂無疑屬于最具有君主氣質的民選領袖，威嚴而有擔當的形象，直接“召喚人民”的全民公決，都成為最具標志性的治理風格。相比之下，左翼的奧朗德則是典型地以“仁慈”形象示人，結果卻導致陣營內亂頻頻，空有雄心壯志，卻憋屈到連二度出馬競選都做不到，功未成而身已退，以碌碌無為的“宋襄公式”總統形象進入選民回憶（最新軼事是，在距離選舉僅不到80日、且社會黨已有正式人選的情況下，奧朗德居然暗示稱不排除會參選，引得社會黨候選人、巴黎市長伊達爾戈哭笑不得地回應——“您可真幽默”）。

馬基雅維利指出，君主在履行自己基本義務的過程中，反對者對其所謂“惡德”的批評，乃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君主為著使自己的臣民團結一致和同心同德，對于殘酷這個惡名就不應有所介意，因為除了極少數的事例之外，他比起那個由于過分仁慈，坐視發生混亂、兇殺、劫掠隨之而起的人說來，是仁慈得多了。”（《君主論》，第17章）而且“人民的性情是容易變化的；關于某件事要說服人們是容易的，可是要他們對于說服的意見堅定不移，那就困難了……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范。”（《君主論》，第6章）

2021年12月17日，法國巴黎西部，當地民眾接種新冠疫苗。

“衛生獨裁”的界限

然而，馬基雅維利畢竟不是專制主義者，他只將“獨裁”作為一項臨時的非常手段予以接受：“獨裁官只是臨時之職，并非常設，僅僅是為了消除使他得到任命的事由而采取的手段。他的權力得到擴張，使其能夠為克服危機而獨自做出決斷……但是他不能做損害國家的事，例如剝奪元老院或人民的權力，對城市的制度廢舊立新。”（《論李維》，第1卷34章）

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在國家的危急關頭，將權力授予一人，有時是非常必要的，但正確的做法是通過合適的制度，確保這項權力不被濫用。而要實現這種目的，有兩種方式：一是為這種絕對權力設定期限，不允許無限期行使；二是確保該權力的行使僅限于最初需要應對的事由。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以法德為代表的法治國家，在疫情防控問題上并未突破法治框架。盡管政府以“緊急狀態”為名頒布封城等嚴格限制措施，但前提仍然是議會針對緊急狀態法進行明確的法定授權。在德國，隨著新政府換屆，緊急狀態法不再延長，但同樣有新法取而代之。而在法國，緊急狀態雖然已經多次延長，但在每次延長時，其具體截止時間和政府由此獲得的行事范圍，仍然是議會“討價還價”、借以節制政府的手段。

此外，法國的司法體系扮演了在緊急狀態下進行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的角色，例如行政法院此前否決了封城期間在巴黎大區超大型商場查驗健康通行證的措施，今年年初又否決了巴黎重新實施戶外強制口罩令的措施，認為這是對個人自由的“過當侵犯”，更不必說憲法委員會和共和國法庭也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對政府施政行為起到相應制約。

反防疫乃至反體制的激進人士或許對此仍憤憤不平，認為這些機制都是“一丘之貉”，根本無法保障他們鐘愛的“自由”，但從疫情兩年來的博弈進程來看，雖然行政當局為應對疫情而獲得了平時狀態下無法想象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并非絕對性質，按照馬基雅維利的標準，它既不是無限期行使，也并未突破最初需要應對的事由、變成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管治的工具——正如在世界其它某些地方所展示趨向的那樣。

自由癔癥

法國至今仍未接種疫苗的群體，究竟是些什么人？這500萬人的情況千差萬別，很難勾勒出一個集體群像，但大體可以分為“不能”和“不愿”兩類（其間亦有交叉），前者當中包括免疫力低下群體、正在接受特殊治療者、離群索居者（尤其是無法跟上數字時代的老年人）、醫療服務落后地區居民等，而且通常來說，新冠疫苗覆蓋狀況和社會-經濟階層呈現正相關關系。收入水平越低，疫苗覆蓋率就越低。

至于“不愿”——或者說是抗拒——接種疫苗群體，有其中有傳統的疫苗懷疑論者、反體制的極左和極右分子、黃馬甲、陰謀論者、自由至上主義者、“神醫”拉烏爾的追隨者，等等。這些不同的身份標簽彼此互相交叉，在一個人身上，往往可以援引不同理由來為抗拒疫苗進行辯護。但在許多研究者看來，就法國而言，這場反新冠疫苗運動呈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很大程度上，它和反體制、甚至反馬克龍本人綁定在一起。

一個最為顯著的事實是，無論法國的極左派和極右派在歷史和政治上有多大鴻溝，在街頭有多么針鋒相對，但在反疫苗、反防疫問題上，兩派實現了合流。根據2021年7月民調機構Odoxa的一項調查，極左派“不屈法蘭西”（LFI）支持者中有25%反對接種疫苗，極右派“國民聯盟”（RN）中反對者更達到28%，相比之下，共和國前進黨、共和黨和社會黨的各自支持群體中這一比例只有3%、7%和8%。而無論是“不屈法蘭西”黨魁梅郎雄，還是極右翼的“國民聯盟”黨魁瑪琳娜·勒龐，都利用一切機會以民眾的自由代言人自居，指責政府施行“衛生獨裁”。

不過，極左和極右信誓旦旦地捍衛“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本能，而非出于公共利益的政治激進反對立場作祟。同為反對派的社會黨和共和黨，雖然對政府的具體防疫政策頗多批評，但在許多關鍵性投票中并不作梗（這也導致大部分防疫立法措施能順利出臺），更不會動輒訴諸于街頭運動。而在政治光譜中越是靠近邊緣、越是缺乏執政經驗，“自由”口號越是能輕率出口，直至呈現出類似受迫害妄想狂般的癔癥表現。例如另一個極右小黨“愛國者”（Patriotes）的黨魁菲利波，便將街頭運動作為博取政治關注度的主戰場，成為這場反疫苗、反防疫運動沖在最前的政治人物。

富有諷刺意味的一個事實是，國民聯盟的發言人自己也承認，在防疫問題上，極右派選民態度呈分裂態勢，許多極右派選民并不反疫苗。而南法小城貝濟耶（Béziers）的極右派市長梅納爾（Robert Ménard）甚至支持強制接種疫苗。不管政治上持何種極端立場，他作為一市之長必然看到：在他治下的城市里，本地醫院（1月初）有10名新冠重癥患者，這些人都沒有接種過疫苗。梅納爾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面對疫情，用捍衛自由來自吹自擂是荒謬的……我們不能抱著這種蒙昧的、中世紀的少數派觀點！”他甚至公開譴責兩個極右小黨的黨魁——菲利波和“法國崛起”（Debout la France）的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在防疫問題上興風作浪。這正應了馬基雅維利在著作中引用的一句格言：“人在廟堂是一副頭腦，身居街市則是另一副頭腦”。（《論李維》，第1卷第47章）

而另一個能顯示出極左-極右內在關聯的注腳：是極右派議員埃弗哈（José Evrard）1月7日死于新冠并發癥。這位來自北部加萊海峽省（此地是極右派的大本營之一）的議員，在此前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是法共的活躍分子，但在2014年卻“華麗轉身”投入極右派“國民陣線”，2017年又從“國民陣線”轉投至“愛國者”，2019年繼續“跳槽”到“法國崛起”，并且在議會多次投票反對強化防疫措施，直至自己死于新冠。

拋開政治上的本能抑或投機不論，這種抗拒“衛生獨裁”、鼓吹“自由”、強調“我的身體我做主”的反對思潮，盡管在實踐中往往流于空洞口號，但在政治哲學上仍然提出了根本性的嚴肅問題：如何定義自由？

無論是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第4條——“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于他人的行為”，還是英國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中歸納的自由原則（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其他人的利益，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而對他人利益造成傷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而且還應承受社會或法律的懲罰），均以對他人的“傷害”作為標準。但即便在密爾著書立說的時代，對“傷害”的判定標準也不乏爭議，而新冠疫情則從另一個角度再次提出了同樣的挑戰：作為前提的“傷害”變得模糊不清，因為無法精確判定每一個體是否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攜帶并傳播病毒，對他人造成（甚至是致死性的）傷害；換句話說，這種傷害在很大程度上以概率形式、而非確定性形式存在，它體現在每日新增病例數、重癥病房飽和度、每十萬人7天發病率等一系列宏觀數字當中，卻難以精確到每一個體（即便針對感染者的流行病學調查，也已成為事后諸葛）；但是一旦政府以強力手段采取“自我防衛”措施（按照密爾的標準屬于正當），原本概率性的集體傷害，又會立刻轉化為對個體的確定性懲罰，難以被自由至上論者所接受，并由此受到激烈抵制。

在這種自由至上論名義下，至少可以看到兩條脈絡：一方面，歐美社會承平日久，雖然近十余年來經受金融危機和移民危機的沖擊，但全局性的公共衛生危機仍然是難以想象之事。一部分人視完整無缺的“自由”為理所當然，拒絕根據情勢進行調整；另一方面，尤其就部分海外華人來說，呈現出明顯的“皈依者狂熱”，比本地人更加激烈地捍衛“自由”，更加抗拒根據公共利益進行調整。在很大程度上，這和近年來的海外華人群體的極右化、川粉化相互印證，呈現出顯著的心理同構性。

結語：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們

已經進入第三年的新冠疫情，對全球各國治理模式及能力構成了一次“大考”。迄今為止，這場考驗仍未結束，言之鑿鑿地宣稱某種模式大獲成功，無疑還為時過早。

但邏輯上不難推斷的是，這場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機，其殺傷力不亞于一場大規模戰爭，無論在東西方哪種社會條件下，“安全”都在價值序列中獲得了顯著的優先性，對既有的社會管治模式造成沖擊。2022年度《愛德曼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顯示，在疫情沖擊下，威權體制政府受信任度看漲，民主體制國家卻普遍出現了“信任崩潰”現象，其中德國、澳大利亞、荷蘭、韓國、美國成為最大輸家，評價指數下挫5到7分不等，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同樣的飽受批評背景下，法國的指數卻逆勢從48上升到50；而同樣逆勢上揚的，還有在新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率領下一改往日“拉垮”風格、采取強硬手段抗疫的意大利（從52升至53）。

2022年1月15日，法國巴黎，當地民眾上街游行抗議新冠疫苗接種和防疫政策。

在2020年初疫情暴發不久，聯合國反恐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奧蕾茵（Fionnuala Ni Aolain）就發出警告：“疾病流行過后不久——甚至可能緊隨其后——是專制和鎮壓的流行。”這種前景當然不是危言聳聽，甚至對于多數國家來說，這或許是一種更加緊迫的前景。但對于法治傳統較為穩固、言論市場較為開放的歐陸國家來說，危險同時卻也來自于另一個方向：在政治光譜上趨于極端的力量以“自由”為名，抗拒應對非常情勢的措施，不僅定期組織反疫苗、反防疫的無口罩集會游行，加劇疫情傳播，甚至不惜訴諸于暴力（例如德國的極端分子謀劃刺殺州長），將整個社會更長久地置于險境當中。

兩年過后，疫情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的時代命題，似乎正在日益變得清晰：某種程度上說，它在雙向維度上延續并深化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命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們”。波普爾關注的維度，是歷史決定論和全權主義對社會活力的扼殺。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開放社會”，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于理性建構主義和社會控制工程推至極端，同樣來自于自由意志論和反體制的個人割據推至極端，呈現出“自由癔癥”的癥狀。此刻，這兩種趨向正在世界不同角落分別展現。

按照波普爾的粗略定義，所謂“開放社會”指的是“每個人都面臨個人決定的社會”，但在疫情背景下，自由至上論者不僅決定了自己的命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他人的生死，并決定了整場疫情的烈度和退潮速度。一種微觀層面、個人取向的理性建構主義，同樣面臨著喪失彈性、趨于僵化的風險。波普爾本人并不反對理性本身，他承認，“我們必須對未知、不確定和不保險的事情不斷進行探索，使我們所能具有的理性，盡可能地為安全和自由而制定計劃”。而以此來觀照這場百年一遇的疫情本身，必須承認，它在很大程度上既超出群體理性的既有認知，更超出了個體理性的水平，我們最好還是抱著一種謙卑而開放的心態，來看待疫情本身，并面對一個即將到來、但仍然難以預知其面目的后疫情時代。

責任編輯：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