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因戰爭、沖突以及災難而被迫流離失所者數量已上升至1億，占世界人口數量的1%。俄烏沖突持續，隨著時間線持續拉長，歐洲的難民問題不斷加劇。

日前，聯合國難民署主題書展“流動的世界，不變的家”于今北京文化新地標PAGEONE書店北京坊店展出，此次書展選取并推薦了22本與難民相關的書籍，它們書寫難民，也由難民書寫。其中幾位作家早已被中國讀者熟知，比如《追風箏的人》的作者卡勒德·胡賽尼，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優素福扎伊。

圖片由聯合國難民署提供。

除了所選書籍，書展內容還包括圖片、視頻，并陳列了12件難民在逃亡時隨身攜帶的物品，讓參觀者直接感受難民所面臨的困境和內心不滅的希望。“流動的世界，不變的家”主題書展將持續到2022年9月19日。

圖片由聯合國難民署提供。

根據這次主題書展展示的書目，我們整理了一份難民敘事的主題書單。這些敘事者既有災難和戰爭的親歷者，也有第三視角的專業學者和觀察家，時空的交集從二戰“集中營”延展到近些年的中東亂局。讀者在閱讀中可以看見流離失所的悲傷，也能感受到重建家園的決心。我們期待讀者可以從這份書單中進一步了解和關注全球被迫遠離家鄉流浪四方的人們。

整理｜賀初澄

作為“人”的人

與作為“非人”的人

《難民》阮清越著，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4月。

阮清越寫第一部長篇小說《同情者》只用了兩年多時間，但《難民》這一短篇小說集才是他寫作的開端和初衷，從開始動筆到出版花了二十年。與《同情者》相比，《難民》的題材更為日常，沒有思想體系和國家命運的沉重敘事，多為在美國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小說人物的境遇和情感千差萬別，但他們大多身處“不適之地”，難以掙脫過往經歷和復雜現實的沖突磨難。

作者借人物之口表達自己對于越南人處于大眾記憶空間之外的惱怒。“他們在越南待上幾天、一周、最多兩周就離開了，往后憶起這天，最清晰的也就是在地道里跪爬的有趣經歷……在他們眼里，越南人都一個模樣。芳看懂了這點，感到氣憤，也感到羞辱。”也塑造出不同職業的群像。有導游、賭徒、教授、漁民與海盜，像別的國家一樣鮮活，才是越南。

《無止境的逃離》，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如果我的父親不殺人，我就不會出生。”加薩生而為罪。他的父親是人販，他是人販的幫兇。

9歲，成為蛇頭；10歲，背負第一條人命；11歲 ，便可以對生死別離無動于衷；12歲，一個叫庫瑪的幽靈住進他的腦海，再沒離開；13歲，他就已經徹底地死了……他用平靜的語調講述自己從人到非人的過程，“我只用了五年就變成了可怕的怪物。我是我父親、阿魯茲、多鐸爾和哈爾曼的總和。事實上，我比他們加起來還要惡劣。”

當完成這項非人化的改造之后，那些作為人的記憶就成為生命中最大的負擔，于是“我再也不會回頭看過去。我甚至都不會照鏡子……唯有如此，我才能只活在當下，成為一個沒有過去的人……不然的話，我的身體一定會想方設法讓時間停下！”

然而時間無法停止。沒有過去就意味著保持沉默。“我還記得我在他的故事里總結了一個教訓：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起你是如何活下來的……人不應該談起他們曾如何奪走其他人的性命。”但那種撕心裂肺的力量逼迫著他進行講述，講述他如何犧牲他人以使得自己存活。此處痛苦的講述約等于生命本身，哈坎·甘迪（Hakan Günday）用有力的筆觸提醒著我們每一個幸存者。聽，“等我講完我的故事，我就將保持沉默。”

世界戰爭中流亡的人

《苦海求生：抗戰時期的中國難民》，蕭邦齊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抗戰是中國人刻骨銘心的民族記憶。而其間難民數量幾何？據統計，1937-1938年間浙江省內的難民就足足有1310801人。豐子愷說，“難民像侵略軍一樣蜂擁入各地，當地人被難民和難民的各種要求和需求給淹沒了。”

為還原逃難的日常生活，作者放棄抗戰史常見的宏觀視角敘述，更多從微觀層面展示這種流離失所。他分別呈現了豐子愷、馮宗孟、汪夢松、金錫輝、章達庵和吳英才等人的逃難故事，以求從數字回歸個體。

他也對逃難各個環節進行分析。譬如，為避免發放救濟金的過程中滋生腐敗，只有放慢發放的進度，然而這樣的謹慎也招致災難，“時過境遷，饑的已餓死了，寒的已凍死了，未死的實在也不必賑濟了……中國的賑濟工作，真是需要徹底的改良。”我們看到，逃難并非起止明確的事件，也并非只是戰爭這一要素的衍生品。

《逃亡與拯救：二戰中的猶太難民與上海》，王健著，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6年2月。

1938年7月，在法國埃維昂舉行了專門討論德國猶太難民問題的會議，與會的32個國家均對猶太難民的處境表示同情，但除多米尼加外沒有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愿意接受猶太難民。而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拯救了約3萬名遭到納粹迫害的歐洲猶太難民。

有《紐倫堡法案》，有“水晶之夜”，就有《猶太人移民中國意見》，就有上海猶太復國主義協會創辦的《以色列信使報》。如此跨越地域的情感聯結不免使人動容。由此，這群“東方的親戚”在上海安頓下來，將提籃橋地區建成具有故園風情的“小維也納”。

這有關拯救的歷史，不僅是猶太民族離散史上的東方一頁，也是大屠殺歷史中的獨特記憶，是關于人類熱愛和平的寶貴精神財富，將這段珍貴的歷史完整地保存、整理、研究并傳之后人，讓人們永遠牢記在“二戰”期間極其黑暗的歲月中這一抹人道主義的亮光和暖色，不僅有利于彰顯人道主義的內在價值，而且有助于進一步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溝通與理解。

歐洲難民危機陰云下的人

《歐洲之痛：難民浪潮還是貧困入侵》，張丹紅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2020年11月

2015年，在德國爆發一場“難民危機”后，默克爾作出決定，開放邊界。這引起爭議聲四起。默克爾為什么對難民實行“歡迎政策”？各國就難民分配問題如何“明爭暗斗”？

本書圍繞歐洲難民問題展開，以德國難民政策的發展歷程為主線，回望德國“二戰”歷史及“歐盟”的成立與發展，穿插現代中東歷史，從全球視角系統且深入梳理歐洲尤其是德國難民問題的發生、發展及當下困境，并就難民問題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及其對歐洲產生的影響進行推測，對中國讀者了解這一國際關系重要議題很有裨益。

《門口的陌生人：歐洲難民危機》，齊格蒙特·鮑曼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年5月

對于大門后面的那些人而言，這些不請自來的客人，總是陌生人；而陌生人之所以往往引起恐懼、焦慮，僅僅是因為這些陌生人不為大門后的人們所理解。今天，我們發現自己面臨這種歷史的極端情況，我們的電視屏幕和報紙充斥著關于“移民危機”的報告，渲染難民對歐洲各國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破壞性的沖擊。一種恐懼情緒在大量的人口中擴散，他們擔心這種邪惡會威脅社會的幸福安寧。

在這本小書中，齊格蒙特·鮑曼分析了這種道德恐慌的根源、表現和影響。他簡要地剖析了今天的移民恐慌，指出了政客們如何利用這些廣泛擴散的，特別是在已經如此之多的被剝奪繼承權者和窮人之中廣泛傳播的恐慌和焦慮。他認為，相互孤立、修建隔離墻而非溝通對話的策略具有誤導性。這種策略可能帶來一時的安寧，但是從長期來看注定會失敗。人類正面臨危機，走出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承認地球上的不同人口部分日益相互依賴，并找到新的道路，使我們與具有不同意見和偏好的陌生人團結而合作地生活在一起。

英雄主義的敘利亞人

《我未盡的苦難：歐洲難民危機全紀實》，帕特里克·金斯利著，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此書關于一個叫哈希姆·阿拉-蘇基的敘利亞人的故事。以講述哈希姆如何尋求安全的容身之地為主線，將其個人講述與對其身邊危機的分析穿插在一起，這樣讀者既可以了解他的流浪之旅，又能了解他途經的大陸所發生的一切。為什么偏偏選擇了哈希姆？他不是自由斗士，也非超級英雄，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敘利亞人。這正是作者想寫他的故事的原因。

雖然哈希姆是普通人，但在金斯利眼中，他完成了“如奧德修斯”般的屈辱征程。他說，“記者的本能使我想記錄下他這種充滿英雄主義精神的驚人之舉”。為了記述這個故事，他不斷審視自己的位置，希望作為盡責的觀察者允許哈希姆充分作出選擇。金斯利是《衛報》創刊以來的第一位專門報道難民問題的記者。本書為紀念那些難民，也會將部分稿酬贈予難民救援事業。

《海的那一邊》，梅麗莎·弗萊明，四川文藝出版社 2018年4月

《海的那一邊》講述了敘利亞難民杜婭為了尋找一個安居之地，和未婚夫巴薩姆，下定決心冒險偷渡去歐洲，卻遇上了海難的故事。而杜婭在苦苦求生之中，仍盡力對他人慷慨相助。這本書記錄了一段驚心動魄的遷徙之旅，也贊頌了人性的慷慨與堅韌。

杜婭的故事，其實也是每個難民的真實寫照，他們只有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難之中，甚至失去最寶貴的人或物，目睹無數同胞在自己面前一個個犧牲，才能最終抵達一個可以獲得庇護的家園。他們的故事發人深思：海的那一邊，究竟是希望還是絕望？

梅麗莎·弗萊明（Melissa Fleming）是聯合國難民署發言人。該書改編電影由斯蒂芬·斯皮爾伯格 （Steven Spielberg ）與J.J.艾布拉姆斯聯合制作。

依托于家鄉又托起家鄉的人

《我是馬拉拉》，馬拉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你能想象嗎？當我們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在地球的另一端，還有人因為女孩子爭取受教育權而遭到槍擊。“第一槍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彈從我的左耳射出。……另外兩發子彈擊中了我旁邊的女孩。有一槍打中夏希雅的左手，還有一槍從卡內·利茲雅的左肩射穿進入她的右上臂。”這就是馬拉拉和她的朋友。

她生活的地方美如天堂，“人們常說斯瓦特河谷是東方的瑞士，我們甚至擁有巴基斯坦第一座滑雪度假山莊。”卻也是充斥性別歧視的人間地獄，“若家里生了兒子，大家都要鳴槍慶祝；但若是個女兒，則要被藏在布簾后。女人一生的命運在出生時就已經確定了，就是煮飯和生孩子而已。”

此書出版于2014年，但在八年后的今夏，阿富汗的女孩們仍然要去不見天日的地下學校上課。沒有跡象表明執政的塔利班會允許她們重返學校。此外，目前全球仍有2.44億6-18歲兒童和青少年失學。而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7月7日發布的報告，即使各國實現各自的國別目標，到2030年將只有六分之一的國家能夠普及優質教育，屆時全球估計仍將有8400萬兒童和青少年失學。所以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持續性的關注。正如馬拉拉所言，“我們不能繼續讓她們失望，我們已沒有時間。”

《淚與鹽》，皮埃羅·巴爾托洛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1年5月

巴爾托洛是貧苦漁民的兒子，在取得醫生執照后搬回家鄉蘭佩杜薩，盡管他在卡塔尼亞的同學更擁有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開設了島上第一間診所，并且它后來成為難民危機前線的一處戰壕。

面對無數需要救援的難民甚至尸體，雖然他“永遠不會習慣”，“每打開一只綠色的心情都和第一次無異”，卻義無反顧地將工作繼續下去。在21世紀的非洲難民危機中，巴爾托洛醫生和同事、當地人一起，救治、援助了近二十萬來自利比亞、敘利亞、加納、厄立特里亞等國的難民。這個“想要做蘭佩杜薩人中的一員”的人于2015年獲得德梅洛獎，2016年獲第一屆德法人權獎，2019年當選歐洲議會議員。

他無法忘記自己的來處，無法忘記在“肯尼迪號”上學會熱愛大海。對于巴爾托洛和其他蘭佩杜薩人來說，把任何一個人留在海上聽任命運擺布，是不可接受的，這是誰也不能違背的海洋的規則。

文/賀初澄

編輯/李永博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