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會議是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時代的遺產之一，接到這樣的會議時間通知已經一點不罕見了：May 25, 2023 from 13:30 to 15:30 (CEST) (2023年5月25日，中歐夏令時下午1:30到3:30)。簡單換算一下，對應的北京時間(東8區)應該是晚上7:30到9:30，時差6小時。其實，在很多時候，時差問題一點不簡單，很讓人暈頭轉向呢。

剛進大學念書的時候，班里有個同學來自新疆(位于東6區，對標北京時間)，由于能歌善舞，責無旁貸擔任文藝委員，負責安排大家的業余文體活動。剛開始那段時間，她制定的時間表總是怪怪的，譬如晚上10點開始、12點結束什么的——在她腦海里，晚上10點(大體是北京8點的樣子)還早呢，晚上12點一點都不晚。我們花了不少工夫糾正她的時間意識。這大概也是我們這些初出茅廬、半大不小的學生們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體會到“時差”是什么。

其實這還真算不上“時差”，至少旅行到新疆的時候，我們不用調表。一旦進行國際旅行，對我這樣習慣從手表上獲取時間信息的人來說，到達當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調表。在飛機上，空乘人員會在廣播中再三強調當地時間是幾時，聽不真切的話可根據入境大廳的表進行調整——一般來說，那個鐘表是異常顯眼的。校準完畢，之后的時間安排就進入常態化了，譬如早上9點開會，中午12-1點午餐什么的，不會出大問題。這時候的問題多出在“生物鐘”上。到歐洲旅行，頭幾天一到下午4點眼睛就睜不開了，順帶大腦也轉得不爽利了。撐到工作結束，回到酒店倒頭就睡，晚飯都省了。也就睡到凌晨1-2點，自然醒，再怎么躺著也睡不著了。到北美旅行最痛苦，整整差12個小時，表是不用調了，但黑白徹底顛倒，午飯都是在眼皮沉重、睡意縈繞中完成的。

很多地區還實行夏令時制度，例如歐洲，從每年3月的最后一個周日到10月的最后一個周日為夏令時時間段。因此一年中有兩個時刻，歐洲人民統一調表。如果趕在這兩個時間點上旅行到歐洲，那可要萬分小心。那一年在芬蘭，會議結束時恰逢冬令時轉夏令時，組委會各種提醒，生怕我們這些國際友人耽誤了飛機時刻。就連在路上找人打聽方向，對方都會熱心地提供額外信息：我們今天調時間，你要注意呀。(實踐證明夏令時確實能有效節能。我們也曾在1986年開始嘗試過一段時間，沒幾年就取消了。記得那些年每到春天調表的時候，新聞聯播會反復提醒：請大家統一將時間向前調整一小時，比如2點變3點；所有的時刻表保持不變，3點出發的火車還是3點出發，相當于之前的2點……確實能把人繞暈。)

2018年3月25日攝于芬蘭，遠處是西貝柳斯音樂雕像

歐洲還有三個時區呢，這一點常常被忽略。那一年往返北京倫敦，考慮到票價因素，選擇在法蘭克福中轉。從倫敦(西歐時區)飛到法蘭克福(中歐時區，比西歐時區早一個小時)后，把調表的事兒忘在腦后。看看飛機起飛時間，再看看手表 (依然是倫敦時間)，還有兩個小時呢，我悠哉悠哉地在機場免稅區游逛，直到大喇叭里傳出我的名字：the last passenger(最后一位乘客)……我恍然大悟，倉皇拎包狂奔到登機口，差點斷了氣。這大約是多年旅行中最狼狽的一次了。

疫情期間的線上工作會議需要精心設計。位于歐洲中部時區的會議組織者只能選擇在他們的中午時分召開集體會議，一開場就要求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專家首先發言，因為那邊已經是深夜，專家們被黑暗包圍，坐在小小臺燈下輕聲說話避免打擾家人；而南美那邊早晨剛剛開始，早起的專家們尚睡眼惺忪，靠端在手里的咖啡提神；東亞和東南亞專家比大洋洲專家情況略好一點，但大部分時間里依然需要堅持到深夜。一個工作周期下來人仰馬翻。秘書處叫苦連連——這樣下去不僅新手專家得不到充分學習，資深專家們恐怕也要流失殆盡了。雙邊會議也是狀況百出。那個寫論文妙筆生花、做演講行云流水的Richard博士，怎么確定會議時間總出問題？郵件說7pm，發來的自動鏈接顯示為6pm，大家白等1小時。有次還準備把會議安排在北京時間上午10點(英國夏令時早上3點)，一看就是又糊涂了。

新西蘭……東12區，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天涯海角”了，比地球村的大部分人都更早看到新一天的朝陽，更早享受落日余暉。在網絡會議時代，那里的專家只能犧牲自己，在深夜與凌晨跟其他人交流，會議組織者為此充滿內疚。新冠全球大流行緊急狀態甫一終結，例行年度會議立刻安排在新西蘭，算是補償。

初冬的新西蘭

我們幾個人一路向東南方向進發。在澳大利亞轉機，將時針向前撥動兩小時(例如下午三點變成下午五點)；到達新西蘭，再順時針調整兩小時。這并不多見哦，來自東方的我們更習慣的操作是逆時針調整。小組里的印度專家當然也是順時針調整，但他們還需要調分針，誰讓印度另辟蹊徑選擇了東5.5時區為本國的標準時間呢？就這半個小時的特殊性，讓大家頭疼不已。

這一趟旅行下來，四個小時在手指撥動中“蒸發”了。這還算好，損失最大的還是南北美洲專家，15小時左右，他們不僅需要調時針，還需要調日期，前進一天。當然，返程的時候，這些損失都會被自動彌補回來。加拿大專家笑說，她在新西蘭時間周日早上離開，到達多倫多后，當地的周六還沒過完呢，感覺自己穿越時空了。真是太奇妙了，我們都樂不可支。

會議安排了一個非洲專家(東2區)的發言，由于轉機簽證問題他沒能抵達會議現場，只能以視頻方式跟大家會面。看日程，會議安排在新西蘭下午3:30。到點了，網絡那頭一直沒動靜，秘書處小姑娘急忙打越洋電話聯系。隨后滿懷愧疚地說，不好意思時間算錯了，那頭還不到早上6點，專家一時沒能起來……重新安排時間，新西蘭時間第二天早上8點，非洲專家的(當天)晚上10點——有點勉強，但真的沒有比這更合適的時間了。

斯科特紀念雕像

在這里——新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還意外地碰上了那一個讓人感嘆傷懷的“時差”。1910年6月英國人斯科特背負著“率先登陸南極點，以確保大英帝國榮譽”的使命，帶領隊伍前往南極探險，歷經千難萬險到達目的地后，才知道挪威的阿蒙森小隊已經拔得頭籌，挪威國旗已經飄揚在南極點了。“時差”大約是5周。更加悲劇性的是，因補給不足，斯科特和另外四名隊員凍死在回程路上(見“文匯”App2023年4月3日文章《南極的獠牙》)。在從英國到南極點的漫長旅程中，斯科特隊伍在基督城做最后的停留休整，之后就正式踏上了南極征程。沒能再回來。1913年斯科特妻子Kathleen重返基督城，與當地人民一起為英雄建起了一座雕像。斯科特先生站在高高的石基上，身著雪地服，頭戴雪帽，手拄雪杖，目光堅毅地凝望遠方。時光在這里停止了。

作者：小 黑

編輯：吳東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