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今天結合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給朋友任安的一封信——《報任安書》和孔子、孟子的一些論述，尤其是偉人毛主席的一些教導和大家聊一聊：一個人怎樣活著才算是司馬遷所說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毛主席所引用的司馬遷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毛主席所引用的司馬遷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

一.司馬遷的“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五條標準以及孔子的“三達德”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史學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作為《史記》的編撰者司馬遷不同于之前的史學家以編年體的方式記錄歷史，他首創以寫人物為中心來編撰記載歷史，他開創的這種記載歷史的新體例被稱為紀傳體，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范。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他在受宮刑之后給朋友任安寫了封回信，就是著名的《報任安書》。《報任安書》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對封建專制的血淚控訴。司馬遷用千回百轉之筆，表達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憤激不平之氣和曲腸九回之情。辭氣沉雄，情懷慷慨。

他在這封信中提出為人處世的五條品德標準。這五條品德標準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他說：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我聽到過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何修身，是判斷他智慧的憑證；一個人是否樂善好施，是評判他仁義的起點；一個人如何取舍，是體會他道義的標志；一個人如何面對恥辱，是斷定他是否勇敢的準則；一個人建立了怎樣的名聲，是他品行的終極目標。志士有這五種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會，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司馬遷在這短短的話語中提出了五條人人都會時時刻刻面臨的人生問題，那就是：一·“修身”、二·“愛施”、三·“取予”、四·“恥辱”、五·“立名”。

對于一個人來說這五條就擺在你面前。你的一言一行都要表現出來。想回避這五條，都不可能，你躲不開！

司馬遷把“修身”放在五條之首，其意說明，他把提高一個人的道德修養放在首位。他認為一個人不能渾渾噩噩地活在世上。”

“修身者智之府也”，（注：“一個人如何修身，是判斷他智慧的憑證”。）

孔子十分重視人的“智”，將其與“仁”、“勇”并列為“三達德”。

孔子十分重視人的“智”，將其與“仁”、“勇”并列為“三達德”。司馬遷這五條其中三條就涉及孔子所說的“三達德”：“修身者智之府也”（智）、“愛施者仁之端也”（仁）、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另外兩條就是“取予”（一個人懂得如何取舍，是體會他道義的標志）和“立名”（一個人建立了怎樣的名聲，是他品行的終極目標。）

一個人怎樣“贏得生前身后名”建立起來好名聲，達到品行的終極目標呢？

翻開我國歷史進程的畫卷，仰望無數仁人志士，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司馬遷所說的五條為人處世的品行標準。贏得了世代人們的敬仰：

有“汨羅河畔千古悲風，深思高舉潔白清忠”的屈原

有“汨羅河畔千古悲風，深思高舉潔白清忠”的屈原；有“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后的岳飛那憤懣揮淚長嘆；有“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的愛國詞人辛棄疾的無奈嘆息；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舍身取義的悲壯；有孫中山的滿懷壯志：“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干坤扭轉來。”；更有那“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實現了人民從此站起來的世界偉人毛澤東！

更有那“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實現了人民從此站起來的世界偉人毛澤東！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注：古時候雖富貴但名字磨滅不傳的人，多得數不清，只有那些卓異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稱。）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

司馬遷列舉了歷史上有所作為的人之后，他得出一個結論：自古以來一生富貴者，往往會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那些受盡人間苦難的“倜儻非常之人”，由于這些人“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這樣就促使他們“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他們想到活下來便從事著作來表現自己的思想。 他認為這些人才是：卓異而不平常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在世上著稱，其名聲方可垂世而行遠。他要與這些人同列。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司馬遷明知“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注：行為沒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惡的了，恥辱沒有比遭受宮刑更重大的了。）然而，他還是選擇了“宮刑”以求活了下來。他要實現父親的囑托完成《史記》。他認為：“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注：我現在真正的寫完了這部書，打算把它藏進名山，傳給可傳的人，再讓它流傳進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償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讓我千次萬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司馬遷以歷代“倜儻非常之人”為榜樣，激勵自己而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終于完成了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傳世之作——《史記》，他不就是毫無遜色的“倜儻非常之人”嗎？

他曾經考慮過死，但是他清醒地知道：假如我伏法被殺，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螻蟻又有什么區別？世人又不會拿我之死與能殉節的人相比，只會認為我是智盡無能、罪大惡極，不能免于死刑，而終于走向死路的啊！于是他道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司馬遷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苦痛為我們后人留下了巨著——《史記》，他可以無愧地說他的死比泰山還重！

二.我們應站在真樣的高度發揚“智”、“仁”、“勇”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呢？

司馬遷從小受學于大儒孔安國和董仲舒，他提出了““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五條標準，他推崇孔子的“智”、“仁”、“勇”的“三達德”。那么當今我們每一個人應該站在怎樣的高度去發揚“智”、“仁”、“勇”這一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呢？

偉大的教育家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孔子把個人的修養同治國安邦緊密聯系在一起。孔子的這段文字，敘說了孔子關于修養自身的方法、目標、意義。在構建和諧社會、強調提高人道德素質的今天，重溫這樣的文字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智、仁、勇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孔子認為：個人要達到這個美德境界，首先要從好學、力行、知恥這些淺近的事情入手。從某種意義講，一個人能做到“知恥”，并且“好學”、“力行”，就離高尚不遠了。一個人有了羞恥之心，才能臨財不貪，臨難不屈；才能謙和退讓，取舍有度。小到個人修養，大至民族氣節，知恥都是良知的先導。

孟子也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盡心章句上·第六節》。就是說：（人不可以沒有恥辱感，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才真的是不知羞恥！）

君不見那些漢奸；那些貪官污吏就是不知恥辱的敗類！那些當今之世昏昏逐逐，趨名者醉于朝，趨利者醉于野，豪者醉于聲色車馬者，不就是不知羞恥之人嗎？

知恥，應該是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自尊的重要表現，唯有知恥，才有自尊，它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知恥而后勇，知恥而自尊，知恥而知不足，知恥而有所作為，甚至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因為落后而感到羞愧恥辱，做正、做好、做強自己，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躋身于天下強國之列。

最后我想說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一條人所共知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引用了這句話.并賦予這句話嶄新的內涵。毛主席說: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中的。”

毛主席在紀念國際友人《紀念白求恩》中指出：“對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張思德同志追悼會上提出的。

毛主席在紀念張思德這篇著作中借用司馬遷的話，深入淺出地講清楚了什么才是共產主義戰士的生死觀。“應該指出：

時代在前進，歷史在發展。我們現在所說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和作為古代史學家司馬遷所講的的“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的內涵有著本質的不同；我們所理解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和封建士大夫司馬遷所理解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思想境界也不完全一樣：

偉大的領袖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主席推陳出新，賦予古代名言以新的生命。毛主席說得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六億人民盡舜堯”。他認為人民才是創造歷史，推動歷史的真正動力。我們從這一高度來看：那些為了共產主義偉大事業而獻出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無數的革命先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胡蘭、黃繼光、毛岸英、不也是“倜儻非常之人”嗎？那些在國防建設的科學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各行各業的先進模范人物，在抗疫中的白衣天使不也都是“倜儻非常之人”嗎？因為他們都是在非常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做出了“卓異而不平常的事業。”而且這一事業是人類最崇高，最偉大的事業！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