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哥斯拉大戰金剛》還在熱映中，這大概是體型最大的一對CP，這對CP聯手干掉人工智能版哥斯拉的場面頗為震撼，電影的情節將人工智能設定為人類社會一種最強大的威脅，非常值得玩味，好萊塢編劇似乎正在將人們對數字利維坦恐慌給顯性表達了出來。其實，霍金、比爾·蓋茨等一大批專家學者也曾呼吁，人類對人工智能應保持足夠的警惕、懷疑。只不過目前這種擔憂首先在影視作品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不僅僅是科幻作品的藝術性夸張，一個更深層次的挑戰或許已經隨著人工智能潛入到這個世界。

年初美國大選精彩紛呈，圍繞兩位70多歲老人的“退休”和“再就業”問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1月6日上演的一出“進京勤王”的大戲，讓世界大跌眼鏡。

著名的“風景線”愛好者佩洛西這次不僅近距離看到了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干脆就住在“風景區”了，她的辦公室也被闖入，她甚至都沒來得及關電腦。那位將腿搭在辦公桌上的川粉，還順走了一個信封，當然，他自己解釋說這不是偷，“讀書人的事怎么算是偷呢？”，何況他還留下了25美分。

特朗普本人發聲“譴責”了暴力，讓很多支持者非常失望，“臣等欲以死戰，陛下何故先降。”

雖然很多人都在說美國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了，但是讓特朗普承擔一切顯然是不公平的。

人工智能正在塑造一批單向度的人

人工智能正在塑造一批單向度的人，這絕非危言聳聽。

以2019年智利因為地鐵漲價三毛錢造成大規模的打砸搶燒為例，世界各國其實都出現了因為一點小事就引發大規模抗議的群體性事件。

這背后固然有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種交織的問題，但人工智能技術在背后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再結合到此次美國大選出現的亂象，此等絕非偶然。美國的政治制度設計有它的邏輯，兩黨為了吸引更多的選票，會逐漸向占人口多數的中間溫和派選民靠攏，換句話說就是向假想中的理性人靠攏，進而使得兩黨在政策的選擇上顯得溫和理性。然而事實卻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

但這跟人工智能有什么關系呢？

最近馬斯克在一個采訪中指出，人們感覺他們掌控了自己的手機，但或許他們應該問一問自己，是不是手機反過來掌控了他們。所以，通過每一次的互動，我們都在有效地進行數字集體思維的訓練。

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出現，正在不同程度上主導著每個人的選擇權，而且你的每一次點擊，每一次在一張圖片上的停留，每一次對某個文章的分，都在成為人工智能技術訓練的素材，而根據訓練后的結果再對你進行個性化推送。而人工智能算法的偏見一旦固化入其內核，成為系統化、程序化的表現，就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如打破信息平衡、強化信息繭房、偏見傾向激化等。

以往在人工智能技術沒有大規模普及的情況下，人們接受信息和新聞相對來說是被動式的。人們能看到什么取決于中心化的電視、廣播和報紙等渠道傳播了什么，而媒介渠道也會承載著一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去最大程度地影響受眾。

信息在整個社會的傳播和分享過程中，會始終維持著一個最大公約數，就使得浸淫在其中的人們擁有一個主流的價值觀。

以人工智能技術為基礎的個性化推薦平臺層出不窮，解構掉了主流價值觀，從而導致許多個體在價值觀和精神層面越來越趨于“碎片化”和“去中心化”。

此外，文藝復興以來，理性的精神被喚起，科學和理性代替了愚昧。而基于智能技術的人機交互形式使人們重新獲得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被弱化的感性。圖文視頻時代的來臨，從一定程度上就標志著感性的復蘇。

感性的崛起有的時候意味著理性的衰退，當感性戰勝理性時，往往真相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說真相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了。這一點凡是在網上跟人辯過經的人都深有體會。

而人工智能技術則更進一步強化感性的力度。因為個性化的推薦會不斷強化人們對某件事的認知，眾口鑠金、三人成虎，在同階層的群體之中，他們永遠待在同一個頻道，比如特朗普的受眾只愛看FOX News，認為CNN的報道是Fake News。這會讓這種感性帶有某種宗教版的虔誠，每天看到推薦而來的新聞就像是每天在溫習《圣經》。

特朗普曾說過：“就算我在第五大道上當街開槍殺人，我的支持者依然會支持我。”這種反文明的話從一國總統的嘴里說出來，真的挺讓人遺憾，但是更遺憾的是，民調證明，“他說的是真的、對的”。

當下美國非常分裂，一個USA，一個USB，兩方都不再有理性的對話，都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才是站在真理的一邊，“國會山”事件正是這兩股難以溶解的力量正面交鋒的一個集中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直到1月19日那天，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還在堅信不移地認為，特朗普在下一盤大棋，20日那天會神明下凡般扭轉局面，成功連任新一屆總統。

人工智能技術在動搖人的自主性

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推動下，電腦、手機不再是一臺簡單的辦公機器，而是由各類數據和算法組成的一個封閉、 自主、強大的技術生態。在這樣的生態下人們個體意志的力量的消解已經變成客觀存在的事實。

近年來，Cyberpunk風格的各類藝術產品廣受關注。此類文藝作品的設定常見是廢墟一樣的地球和一群無可救藥的烏合之眾，而漂浮在地面之上的是另外一個超智能群體，他們是通過人工智能、腦機接口、神經機械等技術牢牢控制著地面上的群體，他們維持著“超神”般的生活。

事實上，這種藝術上的創造是人們對于未來擔憂的一種投射，但比擔憂更可怕的是，可能我們已經處于一種廣義的Cyberpunk世界了。臉書、微信等社交媒體，電商、個性信息平臺等難道不是一種廣義的Cyberpunk嗎？

他們為人們賦予了一個虛擬身份。朋友圈那個“我”跟現實中的“我”到底哪個對真實世界產生作用？其實是很難說清的，這也是為何各類修圖軟件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虛擬身份是與自我密切相關但又非自我簡單投射的存在，我們很難說清網絡中的自己究竟是不是自己。

我們也很難說清，在人工智能化的各類產品面前，我們到底是附庸還是主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了Cyberpunk中被丟棄在地面的人，人變成了維持整個系統運轉的一個齒輪，或者數據原料的生產者和提供者。

人工智能的善與惡

工業革命開始以后，從工人搗毀機器的那一刻開始，圍繞在技術身上善與惡的矛盾就從未停止過。

人類發明的技術體系是一個矛盾的存在物，它使人類既感到被解放又感到被壓迫，在節約了人類勞力的同時又耗費了人類的精力，給人類打造了更為寬廣的秩序平臺卻又給人類帶來了很多困惑和混亂，既促進了人類目標的不斷實現又漸漸疏離了人類自身的理想目標。

有一個新聞讓人感觸頗深。

在四歲時候，爸爸送給他了一臺游戲機，父子兩人經常在一起玩一款賽車游戲，爸爸每次都在成績上領先男孩，為他們帶來了無數的歡樂。

可是好景不長，死神的腳步悄悄逼近，在男孩六歲的時候，爸爸突然離世，留給了男孩無盡的悲傷和無窮的思念。

自此之后多年，男孩都沒有再玩過游戲機。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翻出了游戲機，決定再玩一把當初的賽車游戲。

一臺虛像的車從他身邊超過，在游戲的設定中最高紀錄的數據會成為一個“虛像的車”一直跑在賽道上，男孩意識到這是爸爸的車。

男孩用力的追了上去，每一個彎道，每一個直線，他仿佛回到了小時候一個尋常的午后與爸爸的游戲時光。

然而此時他已經長大了，不是那個總是輸給爸爸的孩子了。在終點前，他超越了那臺虛擬的車，然而在這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在即將沖破終點的一刻猛踩剎車，然后等待著，爸爸的車飄然而過，沖過終點，這樣數據就會永遠紀錄下爸爸永恒的瞬間。

虛擬的身份連接了天堂和人間，讓那些如煙一般消散的生命，成為精神的家園，成為永恒的美好。

科技是中立的，人工智能跟過去任何一項新技術一樣，都是在懷疑和追捧的左右搖擺中向前發展。

我們要做的是，深刻認識出有哪些是打開新世界的窗口，有哪些是沖破了當前我們所不能想象的霞光，還有哪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習慣但卻不符合新時代的需求。

不要留念舊時光的美好，帶著無限的懷念，跟舊日時光揮手告別，大步踏向新世界。

這里有我們未曾有過的美好和挑戰。

文：俊熙 / 數據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