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惠謀

在字體演變的過程當中，“正體”和“草體”是首先需要明晰的概念。郭紹虞在 《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中說：“凡是對于字體有整理規定的作用的，如：《史籀篇》《倉頡篇》以及后世所謂《三倉》或《石經》等等，都可以看作是文字的正體。凡是為了書寫便利，或減省筆畫以趨約易，或隨筆轉折不求整齊，這些又都可看作是文字的草體。”①王鳳陽在《漢字學》中將這兩個概念定義為“標準體”和“應用體”，他說：“同一個時代并存有兩種書體，并存有標準體和應用體，這是個普遍的現象、規律性的現象。”②并且，他認為：“這種字體的對立統一，不僅漢字中有，世界各種文字也都存在。”③

如果將漢字的演變劃分為“先秦——秦代”“兩漢”和“魏晉——盛唐”三個階段，所謂的“正體”和“草體”則代表了漢字在這三個階段中分別表現出來的官方樣式和民間樣式。如果將廣義的大篆看作是漢字的源頭，并將字體演變的脈絡定義為不同階段的草體自我完善的經歷和不同階段的正體分別定型的過程。那么，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三個階段的字體演變規律總結成圖示的樣子。

字體演變示意圖

李永忠在《草書流變研究》中將這種規律解釋成“前一時代的草體可能成為后一時代的正體，該正體又會引發相對應的草體④。”其實，前一時代的草體并不是直接發展成了后一時代的正體，而是隨著字體演變的深化，逐漸發展成為類似于古隸和章草這樣的階段性成果，而這種階段性成果又進而發展成后一個階段的草體和正體。于是，正體固定下來，成為此次字體演變在官方樣式上的完結，草體則又繼續自我完善，并發展成下一個階段性成果。因此，草體不是向正體轉換，而是處在自我完善的持續進程當中。

劉長卿《東湖送朱逸人歸》34cm×46cm 紙本 2018年

在字體演變的過程當中，隨著既有字體的逐漸增多，后來的發展階段也變得愈加復雜。

如圖所示，古隸在向正體發展的方向中穩定成了漢隸的同時，它向草體發展的方向卻不再只有一個脈絡，而是包含了草化程度不同的兩個分支，他們分別形成了后來的今草、狂草和行書、楷書。這一點，就與廣義的大篆發展成作為正體的小篆和作為草體的草篆有了明顯的區別。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說：“大約在東漢中期，從日常使用的隸書里演變出了一種跟八分有明顯區別的比較簡單的俗體。”⑤這里所說的“俗體”，裘先生在后文中將其定義為“新隸體”，即圖示中的“草體2”。并且，他進一步解釋了這種字體的特點：“這種俗體隸書在很大程度上拋棄了收筆時上挑的筆法，同時還接受了草書的一些影響，如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現出由八分向楷書過渡的面貌。”⑥值得一提的是，裘先生還提到另外一個已經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八分和章草是分別由古隸的正體和俗體發展而來的。這跟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正體演變為小篆，俗體發展成隸書的情況很相似。”⑦于是，要么章草和裘先生所謂的“新隸體”之間存在具體的源流關系，要么我們只能把古隸在草體方向上的發展分成兩系來看。顯然，本文是立足于后者來談的。

黃庭堅《山谷題跋》一則 34cm×21cm 絹本 2018年

此外，這種復雜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今草和狂草并不是書體發展過程中由此及彼的兩個階段，他們類似于行書、楷書的關系，是同一發展階段上的兩種不同的書體形態，二者之間沒有絕對的所屬關系。正如行書不屬于楷書體系、楷書亦不屬于行書體系一樣，狂草也不是今草體系中的一種形態，它與今草都是章草通過自我完善的方式而形成的一種完成式的書體，他們在書體上的地位等同于先前的小篆和漢隸。之所以很難將今草、狂草的區別與行書、楷書的分野等同起來，是因為行、楷二體幾乎同時出現，不存在從一方發展到另一方的嫌疑，而今草和狂草的關系卻恰恰相反：今草最晚在南朝時期已經普遍，狂草則無論是具體的作品，還是在書論當中被提及，最早都在唐代。二者時間跨度之大、書體樣式之密切，都容易讓人將其定義為“今草發展成狂草”的關系。如是，今草和狂草便至少有一方失卻了書體意義上的獨立地位，而書體演變的終結期也從唐代被錯誤地提前到了六朝時期。嚴格地說，成熟的、完成式的漢字書體有小篆、漢隸、今草、狂草、行書和楷書，而大篆、草篆、古隸、章草等均是書體演變過程當中的階段性成果。

元好問《外家南寺》34cm×41cm 紙本 2018年

最后，本文也有必要對圖示中“草隸”和“隸草”的表達方式作出進一步的解釋。將“草隸”和“隸草”等而視之的觀點，古往今來，實在不乏。王蘧常《章草典型概述》云：“草隸，未知所始。史志屢載書家如衛覬等善草隸，亦曰隸草。”⑧侯開嘉《隸草派生章草今草說》云：“在中國書法史上，草書系統分別有隸草（亦稱草隸）、章草、今草三種形態。”⑨不一而足。

本文并不主張把“草隸”和“隸草”完全等同起來。嚴格地說，草隸尚屬于隸書體系，它是一種草率的隸書；隸草則已跨越到草書體系，它是一種仍存隸意的草書。古人不習慣理清概念，久而久之，篆、隸或行、楷之天淵之別尚能明晰，可“草隸”和“隸草”這種近似孿生兄弟的關系便越發說不清楚了。清人鄭文焯《草隸辨》把《楊紹墓刻》《凈土寺二十八宿井中宋鴨子磚文》《張猛龍碑陰》《古寶輪禪院舍利塔記》等作品歸為“草隸”，并認為這些作品“足考見草情隸韻”。可見，“草隸”至少尚未進入草書體系，而只是具備了些許的“草情”而已。無獨有偶，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也以多件使用古隸的簡牘作品為例，認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字雖然寫得草率，字形構造仍然跟一般的古隸沒有多大區別。所以這些簡牘的字體只能看作草率的隸書，不能看作狹義的草書⑩。”

在“隸草”一邊，趙壹《非草書》說“：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并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圣人之業也。”⑾ 李永忠認為，在趙壹的解釋中，從隸草到草書之間并沒有什么過渡、遞進或轉折的關系，又因為趙壹對“隸草”的贊語——“臨事從宜”——乃引自崔瑗《草書勢》，故而，“隸草就是草書 ⑿。”因此，本文分別用“草率的隸書”和“仍存隸意的草書”來代替“草隸”和“隸草”，以期后來方家更為準確和簡易地命名。

注釋：

① 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參見《20世紀書法研究叢書·歷史文脈篇》，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第93頁。

② 王鳳陽：《漢字學》（上冊），中華書局，2018年，第178頁。

③ 同上。

④ 李永忠：《草書流變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⑤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9頁。

⑥ 同上。

⑦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6頁。

⑧ 轉引自李永忠：《草書流變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⑨ 侯開嘉：《隸草派生章草今草說》，參見《書法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第4期，第74頁。

⑩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85頁。

⑾ 趙壹：《非草書》，參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第2—3頁。

⑿ 李永忠：《草書流變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3年博士學位論文。

（孟云飛轉自《南風》 2018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