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22年中國人口比上年末減少85萬，這意味著近61年來中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

大家對負增長的出現并不意外，可數字背后的問題讓人擔憂，生育率究竟該如何提升？火熱的討論占據了這幾天的熱搜榜——昨天，“縮短教育時間能提高生育率嗎？”微博話題閱讀量超過3億；一周前，“深圳育兒補貼標準征求意見”更是提出對生育家庭三年累計發放補貼，一孩7500元，二孩11000元，三孩19000元，爭論從評論區延伸到各社交媒體……

中國已進入低生育率社會階段，幾年前，各地陸續出臺政策鼓勵生育，最直接的就是現金補貼了，那么問題來了，給你發錢，你愿意生孩子嗎？

全國第一個拿到育兒補貼的奶爸：尿不濕不用自己掏錢了

“每月我們家能領到500元補貼，大約可覆蓋一半的育兒支出。”攀枝花市東華街道的二孩爸爸楊軍向“之江潮”記者展示了一張最新的月賬單：今年1歲半的女兒要花掉尿不濕455元，奶粉315元，玩具衣物等其他支出246元，總共1016元。

楊軍是全國第一位申領到育兒補貼金的人——從2021年6月12日起，攀枝花率先施行鼓勵政策，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子女的，每月可申報領取500元育兒補貼金，直到孩子3周歲為止，總共可領取1.8萬元。

楊軍（左一）和家人在一起。攀枝花市委宣傳部供圖

育兒補貼讓攀枝花市民生出更多孩子了嗎？“較政策實施前一年，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二孩出生增長5.58％，三孩出生增長168.40％。”當地市政府相關負責人告訴“之江潮”記者。2022年下半年最新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在當地政府看來，“在國家全面三孩生育政策與市里育兒補貼政策效應疊加下，市民生育積極性確實有所提高。”

截至去年底，楊軍已拿到3500元，2022年度的育兒補貼金將在今年一季度兌現。有了這項政策，楊軍愿意生三胎嗎？“不考慮，沒有人帶娃。”楊軍的回答很現實。

雖然沒能鼓勵楊軍生三胎，但育兒補貼對當地的正向刺激還是顯而易見的。在攀枝花市一家企業工作的李晴（化名），正處于育齡，一直在猶豫生還是不生。她留意到，政策出臺后的一年半內，身邊已有五六名意向二孩的同事，陸續懷孕、生娃，大家普遍認為“有這個錢可以拿，總比沒有錢好。”

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體上，不乏和李晴同事類似的觀點，證券市場也用股價給出了回應。在深圳市征求意見后的第二天，A股三胎概念板塊內金發拉比和安奈兒2股漲停，據證券時報報道，主力資金凈流入逾500萬元的三胎概念股多達24只。其中，金發拉比甚至連續4個交易日股價漲停。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鼓勵生育源自2500多年前的勾踐，《國語·越語》中記載，“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此外，生男孩，越國獎勵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獎勵兩壺酒一頭豬……最終結果大家也知道了，政策帶來的人口紅利，讓吳越爭霸的天平向勾踐傾斜。

如今在國內多所城市，育兒補貼金額大多累計在2000元至4萬元不等，數額較多的如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生育三孩給予一次性獎勵金2萬元，且孩子3周歲前，每月發放500元育兒補貼。

育兒補貼只是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一項，此外還有購房指標、托育服務、教育減負等系列政策組合拳，比如杭州、南京、廈門、長沙等地，“二孩或三孩家庭，允許新增購買一套住房”；甘肅省臨澤縣和濟南市，為二、三孩家庭提供購房補助、提高公積金貸款額度；蘇州、合肥等地加大財政支持，解決0-3歲幼兒的托育難題。

在日本生了倆娃的杭州人：每月都有錢，但養娃遠遠不夠

各地政府政策頻出，發錢、補貼能促進中國生育率有較大轉變嗎？在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看來，可能性不大，“日本、韓國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國要早，同時中日韓三國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韓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對我國的生育服務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較大啟發。”任遠說，“從已有的文獻看，日本和韓國的生育津貼政策實際效果并不理想。”

“在日本，補貼確實減輕了一些養孩子成本，但是生不生孩子這件事，沒看出有太大影響。”在日本大阪生活了24年、生下兩個孩子的杭州人王雅茹（化名）說。

王雅茹和丈夫都是拿著日本永久居住身份的浙江人，“只要加入日本的健康保險，懷孕期間、孩子出生后都能享受到福利和補貼，我生兩個孩子的時候都有。”王雅茹說，“在我的辦公室，12位女性，只有兩人有孩子，1人結婚沒有孩子，其他9位都是單身。”這些補貼與政策，并沒有打動日本女性結婚生子。反映在日本樓市，最受市場歡迎的公寓以一室一廳、二室一廳為主。

2000年，王雅茹到日本留學，2005年，第一個孩子出生，日本政府提供了30萬日元（約人民幣1.6萬元），今年4月1日起，這個數字提升到了50萬日元（約人民幣2.6萬元），“足夠支付在醫院生孩子費用了。”女兒出生后，王雅茹每月領到了1.5萬日元（約人民幣786元）的育兒津貼，直到女兒3歲。

這之后，王雅茹每月領到1萬日元（約人民幣524元）的兒童津貼，直到女兒15周歲后的第1個3月31日為止。

2012年，王雅茹的兒子出生了，每月領到的育兒津貼、兒童津貼也是同樣的數目，但是和育兒成本相比，這些錢杯水車薪，“如果讀公立學校，教育成本不貴，但是我女兒從初中起就讀的私立學校，學費87萬日元（約人民幣4.5萬）一年，加上教輔費用，每年要花100多萬日元（約人民幣5.2萬）。”

最讓王雅茹省心的政策，是針對孩子的醫療補貼，“從小學到高中18歲畢業為止，孩子每次看病最多超過500日元（約人民幣26元）部分可以全額報銷，每月最多支付1500日元（約人民幣78元）。”

從日本總和生育率的變化情況來看，從1990年的1.6、2000年的1.37、2010年的1.34到2020年的1.3，整體呈現為在低水平穩定且略有下降的態勢，反映出日本的生育支持措施并未促進生育率有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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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日本各地政策也在不斷加碼，就在上周，東京宣布取消二孩保育費，養娃成本又省下了一筆。

相對應的是，中國總和生育率在2020年為1.3，2021年僅為1.15，今天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2022中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鼓勵生育這件事已不得不做了。

“無論在東亞還是在歐洲，對于生育和家庭發展有豐富的政策工具，不同政策對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產生的影響也并不相同。”任遠總結道。

生育保險、靈活用工、普惠制托育托幼......生娃這件事要有越來越多社會支持

在浙江以及長三角地區，年輕人是怎么看待鼓勵生育政策的？

“之江潮”記者針對長三角適婚年輕人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58.59%的人對深圳征求意見稿中“生三孩最多補貼1.9萬元”的補貼數字不感冒，選擇了“不愿意生娃”；“如果多孩家庭享受的補貼更多，你愿意生幾個？”的問題中，61.35%的人僅愿意生1個，34.36%的人愿意生2個，3個及以上的人占比甚微，部分受訪者做出“一個也不生”“為什么要生”等回應。

“未來一段較長時間內，長三角地區人們的生育意愿應該仍然會是低生育率。”在任遠看來，經濟發達地區的生育成本高，如深圳擬推出的補貼鼓勵生育政策，效果并不會特別明顯。

不敢生娃的因素有哪些？綜合另一份問卷調查的結果，收入、住房、帶娃、教育等方面的顧慮占比均在60%以上，養娃經濟壓力大成為最主要因素。也有不少參與者提出“社會福利保障”“女性事業的影響”等因素。

發錢不能有效鼓勵生育，那社會應該做些什么？“育兒假、哺乳假、減免稅收、工作和家庭的支持、企業提供生育保險、靈活的用工制度，方法有很多，需要了解民眾最迫切的困難、最迫切的需求，從而來增加民生福祉。”任遠建議，需要結合不同地區人們的具體需求，提供相適應的生育支持政策。

“提高生育率，不僅僅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浙江省政協委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病區主任周堅紅說，在今年的浙江省兩會上，她帶來了一份提案，重點面向0-6歲嬰幼兒和適齡婚育婦女，從婦產科醫生的角度，提出在大學課程中設立生殖健康教育選修科目，助推生育意愿。此外，周堅紅建議將羊水穿刺、染色體檢查等費用較高的檢查納入醫保范疇，以及降低剖宮產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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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有善育”的角度，浙江在去年也出臺了實施方案，從生孩子的保駕護航，到嬰幼兒照護人才的培養等落地，針對的是“生”和“育”的問題。

任遠同樣給出了類似建議，“城市中，家庭的小型化、年輕夫婦工作忙碌等使家庭嬰幼兒照護有一定困難，對這些地區，嬰幼兒的托育托幼服務等生育配套最為需要，要加強普惠制的托育托幼政策。”

此外，如今社會的主力生育年齡段為80、90后人口，00后人口也即將或已開始加入生育隊伍。對于不同年齡段的人口，任遠提出應該有不同的服務和體制，如青年人口要在婚姻上給予支持；生育期的人口要給予產假、陪產假、嬰幼兒托育的服務支持，對年齡大的女性生育，要加強大齡生育的服務等。